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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才:忘不了那些年那些事(三)
来源:中国人物传记网  作者:金正才  2011年05月16日 01:41

    十七、沉重的十字架

    一九六五年元月寒假,各分校教师全部集中到场部中心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上面还派了工作队的翁某某到学校负责学校的社教运动。学习了文件后,学校领导和每个教师开始“下楼洗澡,放包袱”,也就是每个人对照着文件中规定的政治标准,在全校会上进行自我检查批判,然后接受群众批判。问题少的一次就可以下楼,问题多的几次也下不了楼。只能一次一次进行自我批判,接受群众批判。当时学校下不了楼的,一个女老师,扬州人,说她爱打扮、娇气、傲气、资产阶级情调严重;一个是语文教研组长,河南人,出身地主家庭,学校语文权威,对学生灌输封建主义思想;一个算数教研组长,四川人,出身地主家庭,学校算数权威,崇拜苏修凯洛夫教学法。这几个人下了几次楼也过不了关。那个语文教研组长下不了楼,最后竟吃六六六粉自杀,后经抢救才没丢命。在运动中,还批判了一个教低年级语文的老教师,这个老教师经常在学校上示范观摩课,课堂教学生动形象活泼,学生在课堂上十分活跃,我每个星期都要回中心校听她的课,我就是从她那里学会上课的。她是学校公认的好教师。没想到这次也受到批判,主要批判她的“母爱”教育,说她不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宠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花朵。她的课堂教学是搞花架子。后来这个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吓成了疯子。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运动结束后,把几个问题严重的教师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一个副校长也是地主家庭出身,据说生活作风有问题,也下放到沙包窝生产队劳动去了。这是学校社教运动的伟大成果。把他们清理出了教师队伍。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后,才平了反,调回了学校工作。由于我刚进学校,而且又在分校,没有给人留下多少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一次就下楼了。虽然一次下了楼,但在这次运动中,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因为这次运动特别突出人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这次重点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自己家庭成份虽是小手工业者,但父亲贪污劳改过两年,那时我已知道父亲的问题,虽然自己从小就和父亲断绝了关系,至今也不认识他,而且在社教运动中已在自我批判中检查过,但总是逃不过劳改犯的儿子。那个年代,一切看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不管你工作能力再强,表现再好,你都是不可靠的人,注定你一辈子没有前途。父亲不但遗弃了我们,给母亲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使我们生活遭受痛苦的磨难,而且因为他劳改问题,使我们弟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政治上也受到严重的伤害,想入党,没门,弟弟考上大学也因他的问题卡住了。他在大足生养的三个女儿也因他两年劳改的问题,在那个年代也抬不起头来。我过去恨他,宣布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虽然断绝了关系,在那个年代照样把我和他的问题连在一起,翻不了身。那时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一个好爸爸的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批判了过去的极左路线,实行政治上平等,我们才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一九七九年,我回家探亲时,专程到大足县看望了他。那时他头发已白、牙齿已缺,应验了母亲带我在尼姑庵的签语。父亲跟着他二女儿生活。第二天他带着我上宝顶山参观著名的大足石刻。一路上他向我道歉,说他遗弃我们弟兄有罪,请我原谅他。他说老天也报应了他,让他含冤劳改了两年,丢掉了公职,劳改出来后一直靠打石头、挑石头为生,折磨了他半辈子。他说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两千元,当时他是土产公司经理,因和书记不和,书记陷害他。现找了组织,答应为他平反。后来我和弟弟都原谅了他,在某些方面也理解了他。我们每年还都给他寄些钱帮助他养老。父亲因病于九二年逝世,终年七十七岁。二OOO年,经弟弟牵头,我们弟兄和大足的几个妹妹在成都相聚,共叙亲情。

    在这次运动中,自然而然地把来新疆的途径的人分成几等,第一等是解放进疆的子弟兵和近几年的转业军人,第二等是解放前进疆的“九二五”起义人员(新疆九月二十五日* 的旧军人),第三等是* 、河南、上海等地来的支边青年和分配来的干部、学生,第四等是自动来疆工作的人员,又叫盲流,客气一点叫自流人员。第五等是劳改进疆的刑满就业的新生员,第六等是劳改进疆仍在改造的劳改犯。自动来疆工作人员很受歧视,虽然社教后期兵团文件说对自动来疆人员叫自动支边。但实际上,组织内部很明确,自流人员不能提拔领导干部,一般情况也入不了党。象我这样能调到学校当老师,就是很幸运的自流人员了。实际上自流人员里有很多人才,大都素质比较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破除了唯成分论和以来疆途径用人的旧组织框架,唯才是举,一大批自流人员脱颖而出,许多提拔起来成了连、团领导,甚至还有的当了师长,我们农八师原丁师长就是从四川三台来的自流人员。全国著名诗人杨牧也是从四川渠县来的自流人员。自流人员在新疆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当时,“自流人员”、“盲流”就象一顶沉重的铁帽子,压在自动来疆参加新疆建设人员的头上,让你抬不起头,挺不直腰。我是自流人员,虽然我对外说是来找叔叔工作的,但内心很自卑。“屋漏偏逢连夜雨”,更糟糕的还是在社教后,老家临江镇给我团发来了一封调函。当时我还不知道。由于我在十二队分校的表现突出,生产队领导和队上群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65年底队上把我评为先进工作者,报给了中心校和场组织科。同时,党支部又决定发展我入党。生产队指导员给我谈话,让我靠近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入党,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那时的青年,谁不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只不过自己头上压着自流人员的帽子,还有父亲的问题,所以一直不敢向组织提出要求。然而,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六六年三月份场里宣布表彰先进时,却没有我的名字,入党的事也石沉大海。还有一件事,和我一同调入学校的几个教师转为正式干部,而惟独没有我,这一连串消息,使我想到,糟了,哪里出了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生产队一个领导从侧面告诉我,说我家来了调函,说我在家有问题,直到文化革命开始后,对立派场机关“井岗山”总部揭老底战斗队公布了我家里的调函,主要内容是父亲是国民党旧政府人员、贪污劳改犯,本人在家厌恶劳动,大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畏罪潜逃新疆,企图叛国投苏……。后来得知,这个调函就是临江镇那个工作人员写的,真是恶毒至极。弟弟那里也发去了更加恶毒的调函,家里来的调函说我有这么严重的问题,难怪农场要取消我的先进,更不用说会让我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那个工作人员为了报复我们弟兄,真是害人不浅,卑鄙至极。他一纸调函险些断送了我们弟兄的前途。父亲问题、自流人员,老家的调函让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我的好朋友,一同闯新疆的蒋先骅镇上也来了颠倒黑白的调函,由于他的家庭成份和自流人员的身份,也同样受到了歧视。1966年春节,他被卫生队排挤,抽调到南疆农三师去开发新农场。他在南疆也受了不少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才得到解放,被提拔为团场医院的院长。后来他调回故乡,到万州市工作。现退休和妻子在上海养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多少人都要被那一纸调函含冤终身。“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战国策.秦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文化大革命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贯穿的一条极左路线发展到了顶峰,物极必反,乱极必治,极左路线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了市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恐怕很难有今天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开放。

    1966年元月底,学校放寒假,我们集中在场部中心校学习,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母亲病逝。母亲是在正月十一日病逝的,这之前,接到过母亲病危的电报,由于学校还没放假,路途又太远,所以只电汇了钱回家,让母亲住院治病,没想到才十多天,母亲竟然走了。母亲刚近五十岁,还不满五十周岁,就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没有在她身边,至今想起来,这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

    十八、荒唐的教师集训

    公元一九六六年春,全国开展批判《海瑞罢官》,接着批判《三家村》,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七月份,学校一放暑假,下野地各农场全体教师集中到管理处中学,参加教师集训。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师集训开始。随着我们到中学的还有农场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大多是转业战士,组长是农场政治处王副主任,负责领导学校的运动。我们先是务虚学习,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师们开始用大字报大揭露大批判,主要揭露批判校长、教导主任在学校推行反动教育路线的滔天罪行,同时,还批判教导主任写的《抓现金》的剧本,校长潘文让是从甘肃参军进疆的。主任姜宁是从北京参军进疆的,他们还都是子弟兵,后工作队又鼓动教师互相揭露批判。我和陈建章等几个教师一起,成立了铁扫把战斗小组,用大字报揭露批判校长、主任。那时,谁不起来揭露批判,谁就有问题。大字报大多是一些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东西。如有张大字报说姜主任有次白天提个马灯到办公室,这是污蔑社会黑暗。说潘校长带着学生在校园花圃除草,这是培育资产阶级香花毒草。批判最多的教师是一个上海教师,因抄家时搜出了他同一个女教师谈情说爱的日记。那时工作组带领一些积极分子到一些教师家抄家,检查了所有教师的教案本,千方百计找教师的问题。一时间,中学墙上到处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还有许多漫画。开始,中学揪出了教导主任在饭场批斗,接着,下四场、下五场、十九团农场、沙门子农场各个学校都在吃饭时,揪出了一些校长、主任,还有教师,进行了批斗。我们学校也在饭场批斗了校长、主任。站出来批斗的都是工作组培养的积极分子。集训队大批判,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工作组又从农场选了学生代表来集训队参加揭露批判。那时许多领导和教师虽然批判着“牛鬼蛇神”,但同时又提心吊胆地生怕把自己揪出来。九月十八日全集训队在处部小礼堂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只要下面写一个条子递上主席台,主持人一念条子上的名字,谁都被揪到台上示众。有的刚写好条子递上去揪人,没想到人家写他的条子已念到他的名字了。一时间,揪到上面示众的“牛鬼蛇神”挤满了主席台。台下的则人人自危,生怕别人写自己的条子。我校吴纪安、边某某、刘某某等四五个教师也被人写条子,揪上台示众。会后,十九团农场一个姓赵的老师被揪上去示众后,因惊吓,竟在处中学办公室上吊自杀了。九月一日该开学了,我们仍然在集训队搞运动。十月十九日,贾付师长来到集训队,召集教师大会。他在会上义正词严地说:“教师集训队方向错了,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了* 的革命路线,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革命教师要起来造反……。”这是一把火,这把火点燃了广大教师心中的怒火。当天晚上,各农场教师纷纷起来造工作队的反。十月二十日,我校吴纪安带着几个教师写出了炮轰工作组的大字报,并敲锣打鼓,高唱“造反有理”的* 语录歌,送到工作队,要求罢工作组的官。一些教师们也写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纪安的革命行动。学校工作组被迫在教师会上做了检查,交出了教师分类排队名单,后来场里把这次反工作组行动称为“十二零事件”。不几天,集训队宣布解散,各农场教师回校复课闹革命。
   
    十九、大清洗

    教师回农场后,工作组向场部党委作了汇报,并整写了三万余字的有关“十二零”事件,反工作组的材料上报场党委。政治处王副主任到学校总结了反工作组的十二个问题,硬逼着参加“十二零”事件的教师向工作组赔礼道歉。经过场里对学校半个月的整顿,将学校二十多名教师清洗出教师队伍,下放生产队劳动。同时,从生产队抽调一些转业战士及其家属到学校任教师,改变教师队伍成份。那是叫掺沙子。清洗出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多,被清洗的教师要么是反工作组跳得最高的,要么是所谓家庭有问题的。我也是被清洗的一个,这是我早预料到的。我反工作组跳得不高,主要是家里调函的问题。他们本来把我下放到种子队,后来我教书的十二队领导知道后,很同情我,他们到场里要求,让我回十二队劳动。回十二队后,崔队长让我做文教的工作,不让我劳动。队里的领导和家长说,场里真是胡整,这么好的教师怎么不让当老师。他们还是那样尊重我、信任我。虽然我被清洗出教师队伍,但内心深感欣慰。我每天到地里,拿着喇叭筒喊着,给职工们鼓劲,组织开展劳动竞赛,颁发优胜流动红旗。收工回来出黑板报,给场广播站写通讯稿,表扬好人好事,晚上开会,有时领导让我教职工唱歌,有时让我给大家读报。一时间,队里生产劳动热火朝天。劳动竞赛把职工的劲鼓得足足的。队上有了生气,工作更有起色,生产队领导十分满意。

    二十、革命革成*

    哲人说:“如果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上了‘红灯’,而不得不停止前进的时候,你要坚信——红久必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我们下放的教师又被通知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原来中央有文件,被工作组迫害下放的要平反回原单位闹革命,开始场党委扣压文件,拒不执行。后来师直子女校革命教师来我场造了场党委的反,场党委才被迫执行中央文件 把下放的教师调回场学校。那时,全国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我和几个老师到师部奎屯参加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被师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所感染。返校后,参加了吴纪安组织的“小教红色造反团”,学校其他教师也组织和参加了“十二零”革命造反队,“捍卫* 思想造反队”等战斗队。那时,农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怎么开展,在吴纪安领导下,我们组织在场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当时,在全国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形势下,我们组织按照《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精神,用大标语贴出了我们组织的战斗口号,“核弹猛炸场党委,炮打张连升(政委),打倒张长林(主任),火烧王魁修(集训队工作组长)”。不久,农场各单位也纷纷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场部贴满了炮轰场党委的大标语、揭露批判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我们联合了一些群众组织还召开了批判大会,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影响下,我们红色造反团又联合观点相同的其他群众组织,夺了农场广播站的权,成立了“红色造反者广播站”。吴还逼政治处张主任交出办公室钥匙,拿来了全场干部分类排队名册,并砸了干部科长办公室,拿来了一些材料。那时,我们红色造反团在场里闹得最欢,跳得最高、影响也最大。当时,吴纪安造反精神很强,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好朋友陈建章也充满革命激情,紧跟吴纪安革命造反行动。他们倆都在师部住了一段时间,所以受师部影响很大。我和王承国老师有些保守,担心这样闹下去会出事,劝吴和陈要冷静、理智,我们组织不要太出风头。吴和陈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他们紧跟* 的战略部署,捍卫* 革命路线忠心耿耿、敢冲敢打、敢作敢为,一心想把我们组织树成领导农场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旗帜。那时,吴让我负责广播站。广播站夺过来后,我负责编排每天广播的节目,主要是转播中央台的广播节目,还广播一些报纸上的文章,也广播少数传单。广播站好夺,夺到手上又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夺权以后,对立派一些组织坚决反对,他们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满天飞,说什么接管广播站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右派夺无产阶级的权”,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更麻烦的是,对立派组织大多是机关掌权的人,他们千方百计想陷害我们于不义,他们唆使广播员罢工,拒不给我们广播。如果广播站不响了,那问题更大了,那是破坏宣传* 思想。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我们组织的一个上海青年教师,学校团支部书记张老师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广播员。他们又唆使电站人员给广播站在电压上捣鬼………,那时,我每天守着广播站,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广播出问题,承担破坏* 思想宣传的责任。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转业军人造反团”和四个武装值班连队发出联合声明,要我们交出广播站,当晚,场里就收回了广播站,这下,我反倒松了一口气。

    三月二十一日,农场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实际上完全由机关“井岗山总部”控制。在会上,提出了“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宣布我们“小教红色造反团”为* 组织,给予取缔,并在会上把吴纪安打成现行* ,在会上当场逮捕。那天,我和陈老师正在十二队分校,那时,生产队盖了新学校,学生也多了,我和陈老师一人教一个班,听到消息后,晚上我和陈建章躺在床上一夜都没有合眼。陈建章是河南人,父亲五六年支边来疆,他六四年从奎屯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他一来,我俩一见如故,话就说到一块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就象亲兄弟一样。从集训队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一起战斗。我们躺在床上,回忆我们红色造反团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是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做的,我们是在捍卫* 的革命路线呀!凭什么把我们打成* ?虽然我们组织的行动有些过火,但我们每一次行动都是紧跟* 的战略部署呀!我们想,我们这下完了,成了* ,这一辈子的前途就彻底断送了。我们才二十多岁呀!第二天,我们被通知回中心校停职检查,接受批判。当时,学校原领导都被停职靠边。领导学校运动的是场机关以转业战士为主的“井岗山总部”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有他在学校的下属组织,“捍卫* 思想战斗队”的头头陆老师。我和陈来到场部,场部到处贴着大标语:“红色造反团是* 组织”、“打倒现行* 分子吴纪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有中伤污蔑攻击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其中有井岗山揭老底战斗队公布的档案资料,主要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当然很多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的东西,我们小教红色造反团十几个人,不是出身成份问题,就是社会关系问题,包括叔父、外公、外婆、表舅、表姐等等,出身、社会关系没有问题的,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如前所述,公布我的就是家里调函上的问题。在商店门口,一个身穿黄军服、头戴黄军帽,臂带“红战士”袖章肩挎语录包的一个老头,手拿一本* 语录,一会儿读* 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会儿呼口号:“红色造反团是反动组织!”“打倒* 分子吴纪安!”“横扫牛鬼蛇神!”一些人在前面围观。听人说,这是五队一个疯子,他每天上午都在场部表演,那时疯子也会见风使舵。我和陈一到学校,就被勒令戴上“向* 请罪”的白袖章。当时,戴这种请罪的白袖章除了我们“红色造反团”、“十二零”战斗队成员外,凡是和我们组织同观点、有联系的群众组织成员,大约有二百五十人都戴上了白袖章,走在场部随时都可以看见白袖章。第二天,陆某某和学校红卫兵头头(学生)在一间教室里审问我和陈,他们审完陈后,才让我进去,他们要我交代跟吴纪安干了哪些* 勾当,做了哪些反* 思想的坏事。我说没有。红卫兵头头带着几个红卫兵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后,红卫兵头头拿绳子来要把我吊起来,陆某某过来制止了他,责令我回宿舍写交代材料。过了几天,陆某某来叫我回十二队上课,边上课边写交代材料,陈仍留中心校接受批斗。原来十二队学生无教师上课,家长反映很大,生产队领导通过场里要我回去上课。当时,我算最幸运的了。吴纪安关在农场监狱里。陈老师在中心校劳改,随时批斗,在随后“井岗山总部”召开的批斗吴纪安* 罪行大会上被揪上台批斗。陪斗的还有一些“9.25”起义的干部,以及和我们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在批斗会上,学校教师刘金兰因为不举手呼喊“打倒* 吴纪安”的口号,被“井总”打成现行* ,也受尽了迫害。自“三二一”大会后,农场各单位纷纷按照“井岗山总部”的部署,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各单位支持过红色造反团的群众组织,被打成“* ”组织或帮凶组织。许多领导干部业务干部被罢官,甚至许多职工,如组长、赶大车的、拖拉机驾驶员、炊事员也被“罢官”,赶到大田里劳动。当时学校是教师斗教师,学生斗教师,还有学生斗学生,一些学生也被红卫兵勒令戴上白袖章。农场一片白色恐怖。那时,我很佩服吴和刘的硬骨头精神。在“三二一”大会上,吴纪安被揪到台上示众时,他面对* 像昂然挺立,台下喊“打倒吴纪安”,他在台上喊:“* 万岁”、“誓死捍卫* 革命路线”,要他低头认罪,他拒不低头,说:“决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低头认罪。”警卫上去拉他面向台下认罪,他硬是不转向,始终面向* 像。在井岗山总部宣布他的所谓“* 十六大罪状”时,他拿着* 语录本高声朗读* 语录。逮捕他时,几个警卫把他打倒在地,给他戴上了手铐。下午又用枪杆子顶着把他推到商店门口,向几百名游行的武装战士和群众示众。四个武装连战士手持步枪机枪、六0炮,* 口一齐对着吴纪安,进行示威。吴面对示威仍然大义凛然、高昂着头。把他关在监牢里后,他戴着手铐,还用鸡毛杆蘸着红汞抒写了一首一首歌颂* 的诗歌,他还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了“祝* 万寿无疆”的血书。在六十四天监牢生活里,天天读《* 选集》。那时的吴纪安就象《红岩》中的江姐,《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只是由于历史扭曲了年青人的革命热情。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那时多少年青人的天真、淳朴,对革命的忠诚,对领袖的忠心,可惜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能怪年轻人吗?那时,至上而下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极左路线,迷糊了多少人的眼睛,误导了多少人前进的方向,真是可悲可叹!这条极左路线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发展到五八年三面红旗下的大炼钢铁,浮夸风、共产风、公共食堂、五九年的反右倾,六二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至六四、六五年的四清运动,最后发展到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那个可怕的年代甚至出现了许多荒唐的事件,试举几例。

    那时,人们每天上班前集体站在* 像前向* 早请示,一个一个对* 像说,今天要干什么革命工作,晚上开完会回家前又要站在* 像前,一个一个向* 汇报,今天革命工作干得好不好,干得不好还要斗私批修。我们是* 组织的,在中心校学习时,我们不但要在早请示、晚汇报中请示汇报工作,还要向* 他老人家请罪。那时,八队一个老职工,没有文化,外号张迷糊,在一天晚上汇报时说:“敬爱的* ,你的亲密战友张某某向您汇报……。”他本来要说你的战士,一慌说成你的亲密战友。接着他又说:“你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鬼敲门……”,旁边的人一听,都忍不住笑了,一个年青人提醒他:“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才又改过来。这天,他因工作失误受了组长批评,心思集中不起来。组长听后,向上级汇报,说是反对林付主席,篡改* 语录,是现行* ,后抓到场部关进了监狱。

    那时,每天要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女职工,没有文化,又出身地主家庭,一天开会时,唱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她却心不在焉地唱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旁边的人一听,立即向指导员汇报,就这样被打成* 。

    那时,体育老师上体育课喊口令,只准喊“向左转”,不准喊“向右转”,要转成向右转的方向,只得连喊三次“向左转”。“向右看齐”也不能喊,只能喊“向左看齐”。

    1967年6月,兵团党委接到我们的控告信,几次派人来我场调查后,做出了为我们平反的决定,责成农七师党委为吴纪安和我们平反。七月份,兵团党委和农七师党委派工作组来我们场,督促平反工作,工作组排除“井总”的各种干扰,为我们组织和吴纪安平了反,并督促场党委和“井总”作了检查,终于摘掉了压在我们头上的* 帽子。场党委被迫撤出了派到学校镇压革命群众的工作组。受迫害的组织又写出一张张大字报,控诉和揭露场党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处于夭折的下三场文化大革命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十一、武斗·法西斯

    哲人说:“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农场的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农场文化大革命随着新疆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组织按照拥护自治区的两大派观点,分成两派,我们赞同自治区少数派的观点,在农场也是少数派。以“井岗山”总部为代表的“红战士”是多数派的观点,在农场掌握实权。他们在全国武斗风的影响下,对少数派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他们制造了“九三O”“九六”“九二O”等一系列武斗事件,许多不同观点的群众遭到毒打。特别是在当时部队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下,一个姓方的军队干部到农场给多数派做报告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十一月五日全副武装乘着汽车,和下野地其他农场的多数派一起,血洗了下四场的少数派群众,回来后又围攻了处中学和二队,造成了多人伤亡。一些领导和群众看不惯他们搞打、砸、抢,也遭到他们的迫害。农场张政委是个老革命,在“三二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被他们称为左派干部。就因为他后来不支持他们搞武斗,就被他们打成“三反分子”,戴上了脚镣手铐,场长副场长都被靠边,许多连队领导也被他们撤职靠边。特别残忍的是,他们还私设监狱,私设公堂,运用中美合作所的各种刑法,残酷迫害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他们无中生有的编造了什么“暗杀计划”、“特务组织”、“青年党”,以追查为名,想整谁,就整谁,他们施用压杠子、老虎凳、灌辣椒水、跪三角铁、过电、倒挂金钟等一百一十种酷刑,十七人被整死,五十七人被整成残废。兵团著名开荒英雄、全国劳动模范汪营长也被他们打残了一支胳膊。在场中心校,校长、主任、刘金兰、王医生等也受尽折磨,刘金兰、王医生的头被剪成了阴阳头,红卫兵逼着他们喝尿、吃虫,逼着他们不停地在操场上跑圈,脖子还套着火炉盖,不听他们的,就用鞭子抽,棍子打。什么法律、良知全抛在九霄云外。那时一些人没有了人性,完全由疯狂的兽性所支配,可悲、可恶。当时,吴纪安、陈建章幸亏逃离了农场。他们大多住在师部奎屯和乌鲁木齐,才免遭劫难。我在十二队分校上课,场中心校的左派们也没有找我的麻烦。我算是幸运的。不过,为了向兵团党委反映农场的情况,我拟写了材料,曾经两次冒着危险,骑自行车奔到奎屯,把材料交给吴纪安他们。那时,我把材料藏在自行车座下的钢管里,天不亮就从十二队出发,先骑车到安集海,然后再从安集海转乌伊公路到奎屯。从十二队到安集海全是上坡路,骑车很费劲,本来下三场有直接通奎屯的公路,但不敢走。这样走有一百五六十公里路,那时,很少有人骑自行车去奎屯。我一路又累又渴又饿,走到奎屯已是傍晚,那时的我,也不知为啥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是激情,是一种为正义而战的革命激情。现在看来,也是可悲的激情。

 
    二十二、逃亡乌鲁木齐

    自从农场分成两派观点后,十二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主要领导几乎都被靠边。新调来一个副指导员当家,指导员姓苗,有三块金牌,转业战士、贫下中农、共产党员,但只有初小文化,还是个二杆子,有的地方叫二百五,但他很左,每天拿着铁皮喇叭筒(那时连队还没有扩音设备)爬到房顶上喊口号:“某某某是好书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骂少数派观点的群众。他公然操纵多数派观点的头头在机务房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少数派群众,说少数派是反动组织,把少数派负责人戴上脚镣手铐。他们还把十七队少数派观点的负责人弄来吊在房梁上毒打,施以压杠子、坐老虎凳、顶砖头、跪三角铁等法西斯刑罚。每天晚上,机务房都传出“哎哟哎哟”的惨叫声。他知道我是少数派观点,虽然我从不参与队上的文化大革命,但对我仍不放心,每天晚上派人到学校站岗,监视我。那时,我一人教两个班,都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还不会象中心校高年级红卫兵学生那样斗老师。只是受家庭和社会影响,一些学生欺侮新生员子女。有一次,一些多数派家长的孩子,把一个新生员的孩子捆起来,边打边批斗。我知道后,上前制止了他们,并批评了几个带头的学生。我又集合全体学生宣布,大家都是同学,学校决不允许学生斗学生。那几个受批评的学生回去告诉了家长后,家长对我很不满意,找到我,说我包庇新生员子女,欺侮好学生,立场有问题。他们找苗指导员告状,说我在队上煽阴风点鬼火,为少数派打气,还欺侮贫下中农子女。苗说:“这人是该治一治。”不几天,十一队分校一个老师来找我玩,苗带着几个多数派头头到学校来,说是人家是来搞串联的,要赶人家走。我给他解释他不听,和他吵起来,他气得嚷着说要把学校烧了,不让我在学校上课了,还说什么“臭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是好东西”,临走警告我,不要太猖狂了。第二天,一个业务干部悄悄告诉我,苗指导员和多数派头头准备收拾我,让我赶快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苗一伙人已经丧失了人性,他们决不会轻饶我。他还说他们还准备整崔队长,说崔队长是少数派的后台,崔队长也准备跑。下午我找着崔队长,我俩商量好后,晚上就离开了十二队。文化大革命后,这个苗指导员患上了神精病,老婆也离他而去。有一年夏天,我到十二队去看我校在队上拾棉花的学生,见他戴着烂棉帽,穿着又脏又破的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根绳子,脸上满是污垢,拿着一个缺了口的大碗,目光呆滞,蹲在食堂门口,口里念念有词。看着他现在的模样,也怪可怜。这也是报应吧!

    1967年9月初,我和崔队长一块经奎屯逃到乌鲁木齐。当时,乌鲁木齐两派斗争很激烈,武斗气氛很浓。街上墙上地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传单,有的广播里播放着* 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的广播里播放着群众组织的通令、通告。红卫兵战旗在一些楼顶上飘扬。大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商店、饭店都没有开门。街上不时走过一队队红卫兵,他们臂戴“文攻武卫队”袖章,头戴安全盔,身着黄军服,腰扎宽皮带,别着手榴弹,有的拿着长枪,有的拿着长矛。看样子象是奔赴战场。我们到乌鲁木齐后,崔队长去和靖找他儿子,我到南梁去找吴纪安他们。南梁是少数派的据点。我在南梁食品厂找到他们。他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地下铺着毡子,睡统铺,房子里住着一、二百人,大都是从农场逃出来的少数派。吴纪安见我逃出来了,很高兴,他们就让我睡在他们那里。他们还给我领来饭票,在这里吃饭不要钱,我就在这里住下了。白天我们上街去看大字报,收集传单,有时参加少数派观点的大会。晚上不敢出门,要么看传单,要么大家在一块聊天。那时晚上经常有武斗,常听到* 声。听说乌鲁木齐武斗,死了不少人。有的过路行人也被流弹打死。那时,一会儿听说多数派要攻新疆大学,一会儿听说要攻八一农学院,弄得人心惶惶。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成武斗革命。语录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可惜的是,这些为了捍卫* 革命路线舍生忘死牺牲的红卫兵都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死得冤,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为一场错误的运动卖命。那时新疆兵团发生了石河子“12.6”武斗流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接着新疆又发生了奎屯火烧农校大楼事件,被围困的红卫兵从楼顶上跳下来,不知死了多少人!死了的人被群众组织追认为捍卫* 路线的烈士,成为了学习的榜样。文化大革命后,又有谁承认他们是烈士呢?

    一天逛街逛到军区司令部门口,看见门外围了许多红卫兵小将,门口站着一些军人,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正在回答红卫兵小将的问题。我挤上前去一听,才知道,那军人是自治区一号人物、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手拿着红宝书* 语录,小心翼翼地回答着红卫兵小将的提问,一个红卫兵小将,站在他前面,口气十分严厉地提着问,一些红卫兵不时喊着:“你要老实交代问题,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没想到,我在乌鲁木齐会见到他,新疆至上而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因为他分成了两大派,甚至有的一家人也分成两派,夫妻、父子、兄弟为观点分歧,反目为仇,大打出手,甚至家破人亡。他就是新疆文化大革命的焦点。没想到他这么大的人物,在红卫兵小将面前是那样的无奈。我是打倒他的观点,其实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从传单上了解他的问题。今天见到他,我不免对他产生了同情和好感。九月十日,兵团文革通知我们下三场少数派的代表到兵团司令部,参加兵团司令员召开的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会,见到了兵团司令员。我们汇报了下三场目前武斗和逼供信,迫害少数派的情况,司令员表示支持我们下三场的少数派,要我们回场闹革命,并给我们作了一些指示。真没想到,这次逃亡乌鲁木齐,会见到自治区和兵团的一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下三场也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中,小小的下三场,发生了500余起逼供信,6名团级干部被打倒靠边劳动,营级干部被打倒靠边劳动的19人,连级37人,动用各种刑具110多种,有538人不同程度地挨过打,57人被打成残废,17人致死。因受冤、假、错案株连的有221人,10年财务亏损共计1526。8万元。这些数据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揭、批、查办公室落实政策统计的结果。对人们精神上的巨大伤害,就没法估量了。


    二十三、回乡


    1968年9月,学校复课,我被调到八队分校教书。八队分校学生比较多,六队北区的学生也在这里上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完全小学,有六个教师,五个女教师,我一个男教师,戏称“党代表”。我教五年级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体育,我们去八队分校前,八队领导职工对学校意见很大,主要是校风差,学校乱,老师管不住学生。这跟文化大革命很有关系。为此,这次教师大调整,原来的老师只留下一个,我们五个都是新调来的,开学半个学期,原来的负责老师,分校校长对学校管理感到困难,硬把负责人的担子,撂到我的肩上,让我担任了分校校长工作。

    1969年暑假,我被批准回乡探亲。这是我1962年来疆后第一次回家。我先到云南看弟弟,弟弟那时在云南宣威,他在云南省建五处,先是当建筑工人,后提拔干部当秘书,文化大革命中是群众组织头头,现结合为处革委会副主任。他找的对象,也在他那里玩,她是从开县家乡来探亲的。兄弟相见,十分激动,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弟弟长高了,长得个子比我还高。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对象,说是准备这次一块回老家结婚。这点他事先没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准备。原来他给我来信讲,他的女朋友是他们单位的,万县人,还给我寄来了女朋友的一张照片,看照片女朋友很漂亮。没想到他找的对象又变了。我问他:“原来交的女朋友呢?”他说:“女朋友跟他吹了。”后来才知道,由于镇上来了调函,组织上给她施加压力,才被迫和弟弟分手了。这个对象在开县水果公司上班,是同学介绍的。云南宣威的火腿很有名,当天弟弟带着我到宣威县城吃火腿。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弟弟、未婚弟媳,还有和弟弟一块工作的老同学凌诗发一块乘车回四川开县。到了开县县城,弟弟和他的未婚妻留在县城筹办结婚事宜,我拿了一些钱给弟弟,第二天就和老同学回临江镇了。家里母亲已经去世了,只有幺老子和她女儿在家。古镇依旧,老屋依旧。回到老屋,想到再也见不到呕心沥血抚养我们的母亲,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幺老子说母亲病重后,非常想念我和弟弟,她怕耽误我们的工作,所以一直没叫我们回家,直到临去世前,她不停地喊着我和弟弟的名字。下午,我就到母亲坟地上看母亲,母亲的坟地在幺舅母家后面的山包上,坟包已平,只见一片麦地。表弟说,坟包是队上学大寨时修地平掉了。我给母亲点了香烛,烧了纸,放了鞭炮,磕了头。此时,母亲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我仿佛看到母亲坐在木机上疲惫不堪地纺着纱,看到母亲在黄家湾的冷风里,站在脱籽机旁采着棉花,看到她在明月坝的地里艰难地举着锄头……。我回想起母亲生前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往事,感怀母亲的养育之恩。我感到心里一阵阵刺痛。苦命的母亲啊!一辈子受苦受累受气受压,当我们弟兄有了点出息时,您又离我们而去。现在连坟也没有了。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给母亲修坟墓、立石碑,让母亲在地下安息。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邱二姨,她也是妈妈的朋友,她见我,惊讶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她是昨天,她说:“真神了,昨晚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见你妈给我说,我儿子回来看我了……。” 后来,在1996年,我和弟弟回家,实现了我们的愿望,给母亲重修了坟墓,立了石碑。石碑还是我和表姐夫一块从临江镇用架子车拉到墓地上的。每次回家,我们弟兄都要带着妻子儿女到坟地上烧纸磕头。

    回家以后,一些好心人来家提亲,也有一些镇上的姑娘到家来表达爱意。不过,我都没答应。一是离开农场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四川姑娘,虽然我没见面,但也没完全拒绝,二是那时我想找一个高中生,谈的很少是高中生。那时,幺舅母也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母亲去世后,一次,我在新疆给她写信说,“夏收了,康拜因也下地了。”她不知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以为是我妻子。她来信问我:“康拜因多大了,长得怎么样,你和康拜因什么时候结的婚?以后带回来给我看一看。”朋友们看了信后,笑话我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写信告诉她,康拜因是收小麦的机器。她知道我还没找对象时,接连给我介绍了几个姑娘,还寄来了姑娘的照片,其中一个还是民兵连长,一个是她们生产队长的女儿,我都没有答应,主要是文化都不高。那时我也有二十五、六岁了,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我也是想在家乡找一个,以后好调回四川。其实那时在新疆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介绍,也有一些姑娘对我表达爱意,有山东的、河南的、甘肃的、上海的,也有四川的,但大都是初中以下文化,又不是家乡人,所以我一直未答应。这次回来,幺舅母又催着我解决个人问题,说是弟弟都结婚了,你还不找。她又给我说了几个姑娘,其中一个是她们生产队的,是高中毕业生,父亲是教书的。她一说她父亲,我认识,原来在家时经常在街上看到她父亲。我一听是高中生,父亲又是教书的同行,我决定见一见。那天,我到幺舅母家。刚坐下不久,一个双辫子姑娘走进来,手里拿一个伍分硬币,给幺舅母还钱。她还用那双大眼睛瞟了我几眼。那姑娘一走出门,幺舅母就问我怎么样?原来这姑娘就是她给我介绍的高中生。这姑娘气质不错,看着很顺眼,给我的印象不错,特别又是个高中生,要知道,那时候在家的高中毕业的姑娘很少。我给幺舅母说:“我没意见。”那姑娘见了我以后,也一见钟情,同意了。就这样,第二天正式见面,订了婚。这姑娘姓付,以后就成了我的妻子。订婚后,我到她家去了两次,她到我家来了两次,就算恋爱过了。本来她从侧面告诉我,想这次一块跟我到新疆结婚去。我那时感到有点突然,在新疆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身上的钱也只剩下一个人的路费,所以决定还是自己先回去,让她后一步来,就这样,我还是一个人返回了新疆。没想到这一决定造成了很大的失误。

    二十四、真假典型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一九七零年前,各省均成立了革委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派性运动已基本平息,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王建华出任农场宣教科科长。王原是下野地管理处中学年青的教导主任,很有才华。他在教师集训时就受到过批判。他上任后,开始整顿农场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农场学校是重灾区。农场文化大革命从教师集训队开始,农场广大教师一直受打击遭迫害。学校一直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心,农场的教育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学校大部分都停课闹革命。就是上课,也是教学生读* 语录,中心校里则是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那时学校教师不教书,学生不学习,广大职工很不满意。王科长首先要求 学校管理正规化。为了使学校迅速走上正规,我拟定了学校学年工作计划,并上报给宣教科。王科长看后,很满意,他特地写好按语,翻印到各学校要求各校学习。他和教育干事范圣龙多次到学校来指导教学管理规范工作,他们亲自到教室听课,对新教师给予具体指导。那时,我们学校学生发展到四百多人,教师发展到十一人。学校还调来了原管理处中学的三名老教师,办起了初中,我也担任了初中历史、政治、地理课教师。学校办得红红火火。为了促进全团教学规范化,农场还在我校召开了教学管理规范化的现场会。正当全场教学管理逐渐走上了正规时,全国各地至上而下又掀起了大批判的热浪。那时,一会儿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一会儿又出来个黄帅日记,批师道尊严,一会儿出来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批智育第一;一会儿出来个“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要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回潮。那时候,还要对死了几千年的孔子当作阶级敌人批判,大搞什么开门办学。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眼看又要大乱。王科长生怕学校教学工作受到干扰,他和老范又到我们学校给老师们说:“我们要注意不要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批判要搞,不搞不行,但必须要把握好。批师道尊严,不是说教师不管理学生,批智育第一,不是不要智育,不要教学质量。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正常的教学秩序。”在王科长的帮助下,我们学校一方面搞批判,教学生唱批孔老二的儿歌,写大字报、写诗歌,空对空的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一方面继续抓教学管理正规化,教育学生分清是非,尊敬老师,为革命好好学习,我们学校那时也成立了贫下中农学校管理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贫下中农代表谁也不愿来。他们说,你们自己管,我们放心。好不容易请了一个贫下中农代表的老大娘来给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老大娘是河南人,她边哭边诉苦,讲她家如何饿饭,如何吃草根树皮,丈夫被饿死后,她带着几个孩子去要饭,被狗咬伤了,讲得很有感染力,许多学生也哭了。仔细一听,她讲了半天,讲的是五九年困难时期饿饭的事,诉的不是旧社会的苦,叫我们哭笑不得。

    王科长和老范到我们学校视察,见我们学校教学秩序井然,教师们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结合作。学生们勤奋学习,讲文明,讲礼貌,生气勃勃,十分满意。为了在大批判中稳定教学秩序,促进全场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又在我校召开了教育工作现场会。会上让我介绍了开展大批判,抓好教学质量的经验。王科长在会上总结我们学校的经验是:“轰轰烈烈开展批判,扎扎实实抓好教学。”会后,宣教科又组织各学校教师,陆陆续续到我校参观、听课,就连19团农场的一些学校也来参观。那时,也有对我校不服气的,他们说我们是批判是假,抓智育是真的假典型。我们还利用课余时间,排演了一台文艺节目,到场部和各生产队去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职工的好评。我校连续五年被评为农场的先进学校,其中一次还评为农七师先进学校,并给本人记了三等功,参加了师先进表彰大会。八队学生由于当时知识基础比较扎实,后来到中学后普遍受到中学教师的肯定,后来考上大学的也比其他连队多。同时,我的管理能力也受到了王科长和老范的赏识。他们在工作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和他们也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他们在我的人生前进道路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恩情,虽然他们都早已回到家乡,我每年都要给他们去电话拜年。
二十五、失误

    人一生总有几次大的失误。那几年,我有两大失误。第一大失误是1969年回家订婚后,没有把未婚妻一块带来。没想到10月份,兵团突然下来文件,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兵团农场职工以后接来的家属一律不再安排工作,组织参加五七集体生产。我一听这消息就傻了眼。原来农场职工家属一接来就可以当职工,这意味着未婚妻来了后,安排不上工作了。我知道,她愿意来新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参加工作。因为当时在家乡回乡知识青年想工作是很难的,现在政策突然变了,她来了后工作不上,这岂不是耽误了她的前途,我立即写信给她,告诉她这一不幸消息,并告诉她,为了她的前途,如不愿来了,我也决不勉强她。没想到她接信后,态度很坚决,说是既然订了婚,她决不反悔,来了后就是参加不上工作,跟我吃苦受累,她也心甘情愿。既然她有这样的态度,我也无话可说了。1970年春节后,她一接到我寄去的路费后,就如期来了。“五一”节我们就简简单单的结了婚。随后她就走上了“五七”道路,当上了“五七”战士,参加了生产队家属集体生产劳动。那个时代,干部集中参加劳动的叫五七战士,而兵团家属参加集体生产的也美其名曰五七战士。他们开始种瓜种菜,以后又种棉花,积肥、拉沙、挖地、浇水、拾花……什么农活都干过。她能吃苦,也很顾家,为了给家里多挣点钱,每天不知疲倦地拼着命干,上班比人家早,下班比人家晚。就是怀着七、八个月的孩子,挺着大肚子,还在地里挑沙子挣工分,她很好强,我不让她这么干,她不听,每天仍是早上班、晚下班。我那时学校工作也忙,我俩为此常常吵嘴。想一想,她还不是为这个家吗?我那时工资才38.92元,特别是有了孩子后,一家人光靠我那点工资是过不好日子的,她是想多挣点工分多挣点钱,那时候当“五七”战士劳累不说,身份还比职工低一等,我真后悔没有让她一块来农场。那时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做饭靠烧柴,星期天我俩就到沙包里打柴禾。沙包里戈壁滩上长满了野生的红柳和琵笆小灌木,是做饭的好柴禾。早上出发,带上干粮和水,夏天,沙包里热得象火烤,打柴禾时浑身淌汗,不停地喝水。下午打好柴禾回家,我挑一挑,她背一捆,一路上步履艰难,感到越挑越沉。小时候在家挑煤炭,结婚后在新疆挑柴禾,真是与扁担有缘。到了秋天,棉花包谷收尽。我和洁清又到地里砍棉花杆、包谷杆,往家里搬。家门前柴禾堆得象小山一样。离开农场时,还剩下一大堆柴禾。那时,农场主要吃包谷面,白面很少,大米根本没有,而且肉也买不上。我们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挑一挑大米和腊肉回新疆。后来,知道一些职工偷偷到沙湾四道河子公社老乡那里,用面粉换大米、买肉。我找着他们,星期天也跟着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面粉去换大米,买肉。每次去也是提心吊胆,怕被公社干部抓住。好在我每次去都平安而归。从此家里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吃一次大米饭了。

    第二次失误是一次痛心的失误。那是我作为父亲的失职。我们的儿子不幸夭折了。我们七一年有了大女儿,妻子回老家生了后就放在娘家了。七二年生下老二,是个儿子,长得很可爱,在队上人见人爱,见了后都要抱一抱。快满一岁时,在队上托儿所,阿姨给他喂了一块生豆腐,下班后接回家就拉肚子,抱到队上卫生室看,卫生员小金说是消化不良,拿了一些药吃,第二天还是拉,小金又给了一些药吃,但还是不好。我那时是工作狂,白天在学校忙工作,晚上又到学校给老师开会。对小孩的病也没怎么管,只想着家里有爱人看着,队上有卫生员治病,小孩拉肚子是常事,出不了大事。没想到卫生员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而且没有责任心,她只管拿药,也不给小孩做检查,连体温也没量一下。实际上,小孩吃了药后,越拉越厉害,已拉脱水了,而且又患上了肺炎。第三天,我们发现小孩又发高烧,鼻翼直动,才慌了。我骑上车子,带着小孩和爱人赶到管理处医院,医院两个小儿科医生检查后,就责怪我们说:“小孩病得这样厉害,你们当父母的咋不早点送来!”于是医生立即打吊针抢救。医生说:“小孩的病很不好治,治肺炎加重脱水,治脱水又要加重肺炎。你们队上的卫生员也太不负责任了。”抢救到中午时,小孩精神好转,还对着我们笑,能吃点东西了,悬在心上的石头落了下来。可是没想到下午五、六点钟时,小孩病情突然恶化了,医生抢救也没抢救过来,竟然死了。爱人哭得死去活来,我也哭了,心里象刀割一样疼,我恨卫生员,更恨我自己,我后悔没有早点把孩子送到医院来,自己断送了儿子的生命。

    1976年寒假,我们带着小女儿金凤回故乡一趟。这次主要是接大女儿春华回新疆。1971年妻子在她家生下大女儿后,就把她放在家里了。一晃,她在外公外婆家长到了五岁。我是第一次见她,人家说她长得象我,很可爱,她一见我,就对我很亲热,一下扑到我怀里,我抱着她,她直喊我爸爸。妻子的爸爸妈妈说:“到底还是血缘关系呀!”我说要带她回新疆去,她高兴得直说:“好,好!”她是外公外婆的心肝宝贝。五岁了,外公外婆还经常背在背上玩。我们带着大女儿走时,外公外婆难分难舍,含着眼泪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车上。

    在回疆的路上,我们在吐鲁番七泉湖下了火车。去拜访我的老同学魏育发,他小名叫八黑,他比我大,我叫他八哥,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经常在他家门口一块玩。他家住在正街上,家里卖小百货。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也下放到农村,父母亲都饿死了。大哥因对大炼钢铁不满,被打成* 劳改了。他和妹妹在学校住校,弟弟被送到了农村孤儿院。学校停办后,1961年他就跟着别人先到了新疆。1969年我回老家时,我去看过他,那时,他还没结婚,还在煤井上开升降机。听他说,刚来时还下矿井挖过煤。我1969年回家时,他还送给我一件绸子衬衣。经过奋斗,他当上了化工厂的化验员。我们到他家里,他家还是一个地窝子。他和他的爱人对我们很热情。他的爱人姓邝,我们叫她邝姐,也是四川人。他们恋爱时,八哥带着我到吐峪沟一个农场见过她。那个农场是戈壁深处的一片绿洲。邝姐是个贤妻良母,也是他家的顶梁柱。他们生有一儿一女,虽然身居地窝子里,但一家生活得很幸福。听说我们要去,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还给我的孩子买了衣服。他们热情得象一团火,使我们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我和八哥是他乡遇故知,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忆童年,看现在,想将来,我们的命运同病相怜,都是背井离乡,到这么遥远的边疆求生活。妻子和邝姐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亲热得就象亲姐妹一样,她们在一块拉家常,做家乡的小吃炸汤圆。我们在七泉湖住了几天后,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八哥一家,从此以后,我们每次回老家回来都要在七泉湖下车,和八哥一家团聚。后来八哥经过不懈奋斗,刻苦钻研,终于取得成功,改变了自已的命运,当上了工程师。在全国化工杂志上还发表了好几篇学术论文,升为技术开发科科长。他们的孩子都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女儿在四川大学工作,儿子下海经商当了老板。不幸的是后来他们厂倒闭了,他们提前退休到成都儿子那里养老。八哥的妹妹是我的同班同学,在成都四川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她的丈夫是四川水利厅的领导。我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后,还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四川安排了工作。我们从心里感激他们。

 
    二十六、啃硬骨头

    哲人说:“有困难是坏事也是好事,困难会逼着人想办法,困难环境能锻炼出人才来。”

    1977年9月,在教育科王科长的帮助下,我调到了农场中学,即原来的管理处中学,担任中学语文教师。调去以后任初三语文课老师,并任初三(5)班的班主任。该班一部分学生是我们学校的初二学生,一部分是初三毕业成绩太差,未考上高中的学生。从整体上看,与其他四个班相比,基础最差,调皮学生最多。接班以后,我从严治班,和学生建立了和谐的师生感情,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年后升学考试,我班的语文成绩居全年级第一,其他各科成绩也大都居全年级前茅。原来一些教师看不起我这个从生产队学校来的教师,现在也逐步改变了看法。那时,教中学没有参考书,资料也很少,备课全靠自己分析教材。由于我长期以来酷爱文学,读了不少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语感能力,所以备课分析教材不象有些教师那样费劲。他们拿不准的问题,特别是分段,归纳主题思想,写作特点,总是征求我的意见,这样我很快在中学站住了脚。

    1978年秋季,学校根据学习成绩和品德表现,把各年级学生分成快、中、慢三种类型,实行分类教学、分类管理。快班集中全年级的好学生,慢班集中全年级学习差、品德差的双差生,中班则是比较好的学生。这种分类教学有一定的好处,但后来实践证明,很难推行下去,主要是慢班破坏性极大。当时,初二年级分了一个快班,三个中班,一个慢班。慢班就是差班,叫慢班对学生刺激小一点。教师们都知道教好班省力还出成绩,教慢班,费力还不出成绩。教师谁都不愿任慢班的课,更不愿当慢班的班主任。开学前,教导主任找了不少教师谈话,但没有人愿承担慢班的班主任,后来找着我,要我担任初二慢班的课,并当班主任,他先给我戴了不少高帽子,说我当过分校的领导,上一届带的班成绩突出,管理学生也有方法。一定要我啃这一快硬骨头。我看到学校领导也很为难,就这样,我接受了初二年级的慢班。这个班的学生初一期末考试成绩各科平均成绩不到30分,数学、英语平均成绩不到10分。绝大多数学生都厌学,论品行,几乎一半的学生受过处分。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我走进教室,一开门,一把扫帚掉下来砸在我头上。学生们哈哈大笑,他们大都坐在课桌上,黑板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我们不怕你”。我笑了笑说:“是学生的请坐下来。”学生们坐下后,我说:“你们不怕我,好,我不要你们怕我。我怕你们,怕你们犯错误。”上课时,学生活跃得多数教师上不下去课,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上外语课经常被气得哭鼻子。那时几乎每天都有打架、斗殴、顶撞老师、破坏公物的事发生……接班以后,我首先摸清每个学生的情况,主要是学生过去的优点和缺点、家庭现状,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对每个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我每天和学生在一起,和学生交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我努力提高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以鼓励表扬为主,发挥他们每个人的长处……一学期以后,班级纪律逐渐走上了正规,多数学生有了进步的要求。一个班上最调皮的学生在外面打架斗殴,打伤了别人,被派出所关了起来,实际上他在派出所是三进宫了。我知道后,到派出所去为他担保,交了罚款,把他带回学校。学校要开除他,我又极力为他说情,让他留校查看,向领导保证转变好他。我又领着他到医院看望被打伤的人,向人家认错,赔礼道歉,并代他交了医疗费。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他母亲四十多岁才生下他,家里从小娇惯他,使他养成了任性、横蛮、固执等不良习惯。但他很孝顺母亲,我经常到他家里看望他母亲,争取他母亲与学校的教育密切配合。他家里生活有困难,我想办法帮助他,这个学生的心最终被我打动。他逐渐认识了错误,改掉了无视课堂纪律的毛病。我见他爱体育,让他当了体育委员,他逐渐有了上进心。他不但慢慢管住了自己,而且也能管别人。他是班上调皮学生中的一个头头,转变了他一个,也带动了其他学生。班上慢慢平静下来。后来这个学生在初三时还入了团,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上当了军官,还经常给我写信。这个班我一直带到初三毕业。学生与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班级也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学校每周卫生、纪律、做操、检查评比总是名列前茅,周周都获得了流动红旗。我们班学习不如快班、中班,但体育好,能跑能跳,而且人人热爱班集体,心很齐,在1979年秋季学校运动会上,取得了全校总分第一名。1980年,初三毕业中考时,成绩超过了一个中班的成绩。当时一些领导和老师都说我在一中创造了奇迹。为此,连续两年都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和先进教师。

    送走一个差班后,1980年秋季,新的学期又让我啃一块硬骨头。学校领导要我担任初三(6)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是全校知名的乱班。初二年级组建时,也是从六个班里挑出来的双差生。原来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敢打敢骂学生的厉害老师。开始,学生都怕他,稳定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不行了,学生摸透了他的性格,就不大怕他了,班级越来越乱,最后各科教师都没法上课了。期末考试一完,班上的桌子、凳子、门窗几乎全部砸坏,最后还放了一把火,烧坏了许多桌椅板凳。连讲台也拉上了屎。这是班上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的报复行动。这样的班谁也不愿接,谁也不敢接。学校领导只好又找着我,跟我说好话,并说,对我的要求只要把班稳住,不出大事就是对学校的贡献了。接班以后我又采取了各种措施想尽了各种办法,努力转化差生……半个学期后,班级由乱到治逐渐稳定下来,课堂有了好的纪律,他们有了自尊心、自信心、上进心,学期末班上有50%的学生写了入团申请书。在一中带差班进一步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也为我以后管理学校打下了基础。

    1981年春季,主管小学部的副校长把我要到小学部当教导主任。副校长原来在场里搞宣传工作,未搞过教育工作。他按照行政命令那一套管理学校,又不抓教学。一些老师与他对立情绪很大,经常跟他对着干,弄得他工作很被动。我去以后,一方面注意对教师的感情投入,注意工作方法;一方面规范教学管理,当时小学部教学管理很不规范,没有建立起教学检查制度,备课上课各自为阵。同时,努力做工作协调教师与副校长的关系,消除了教师与他的对立情绪。到期中,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教师与副校长的矛盾趋于缓和,教学管理也逐渐走向正规。同时,我在教师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

    回中学部后,领导让我负责学生会工作和住校学生的管理,并兼初一(1)班的班主任和政治课。当时,中学部学生会工作无人负责,处于瘫痪状态。初一(1)班情况也不大好,上学期就换了四个班主任。是初一年级最乱的班级。开学后,我着手建立了学生会组织机构,完善了学生会干部,制订了学生会工作计划,领导学生会开展各种活动,参与学校管理,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会干部每天检查各班卫生、纪律、做操、出勤等,开展流动红旗评比活动,促进了学校的校风建设。学生会还组织了歌咏比赛,诗歌朗诵会、文艺汇演等文娱活动,开展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竞赛。学生会组织开展的文体活动,使学校有了生气。学生宿舍原来是脏乱差,学生在宿舍抽烟、打架、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事经常发生。住校学生管理成了领导头疼的问题。我通过学生会生活部,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宿舍,建立了学生住校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开展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学生宿舍逐步改变了赃乱差的状态,受到学校领导好评。初一(1)班也由乱到治,班风好转。我的工作也受到领导和老师们的肯定。当年,又被评为农场先进教师。

    二十七、教师的教师

    “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

    1982年春,团教育科(我们下三场已于1969年改为134团农场,1975年由农七师划归农八师)建立了教师培训部,抽调我到培训部担任教师。开始,负责培养一批新招收的五十多名新教师。由于当时农场教育的发展,缺教师很多。农场通过考试录用了一批具有高中学历的青年职工,补充教师队伍。新教师培训,我上语文课,汪老师上数学课。汪老师原是处中学数学教师,曾在我们十一连学校教帽子初中班的数学课,也是四川人,人很不错,爱唠叨,外号汪啰嗦,我们俩是朋友,相处很不错,后来他调回四川简阳了。我们主要教给他们教学方法,如何备课,写教案,如何上课,如何管理学生,如何当班主任等等。我们还给他们备示范教案上示范课。培训了一学期后,把他们分到了一些中学和小学担任教师,后来,这批教师大多成了各中学和小学的骨干教师。接着团里又抽调二十多位在职教师办了一个师训班,离职培训。还是我教语文,用的是中师语文教材,同时教语文教学法。汪老师教数学和数学教学法。学员有年轻的,也有四五十的中年教师。他们文化基础也参差不齐,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还有小学生。我们根据学员实际情况,采取上课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培训了一年结业,回校大都担任了骨干教师。随后,团里又安排我们对全团的小学教师进行在职培训。每个星期六,全体小学教师集中在团中学小学部,由我和汪老师分别上教材教法辅导课。平时,到各校听课,检查和指导教师的课堂教学。当时,团里很重视教师培训。由于农场教育的发展,抽调了不少职工到学校当教师,而这些抽调上来的职工,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虽然是初中生、高中生,但在学校都没学到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教师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掺沙子调进学校当老师的转业战士及家属,很多小学都没有毕业,只会念* 语录,根本不能胜任教师,而且那时教学没有什么参考书、参考资料,不象现在还有备课教案。我们在听课中经常发现教师读错别字,如把奢侈浪费读成者多浪费,恬不知耻读成刮不知耻,停滞不前读成停带不前,心不在焉读成心不在马,把臀部说成殿部。讲课中经常讲出笑话,如一个教师讲八路军小米加步枪,说八路军背着小米拿着步枪去打敌人……。如果不培训他们,就会误人子弟。其实,那些教师,也渴望学习,也想提高自己,做一个合格的老师。由于当时没有教师培训学校,而且教师都在岗位上担任重任,所以这样培训教师,很受教师欢迎。在此期间,农场一些教师参加了新疆函授中师班的学习,场里让我担任语文学科的辅导教师。后来参加辅导的教师都顺利通过了语文学科的结业考试。当时一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和机关一些青年干部还报名参加了新疆广播师范大学学习,我当时获得了广播师大的毕业证书,上面又让我担任了中文专业班的辅导教师,每个星期天给他们上辅导课。过去是给学生上课,现在是给教师上课,是教师的教师。要做先生,必先做学生。虽然我对自己有充足的自信心,但是我也丝毫不敢懈怠。给学员一碗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为了做好教师的教师,我更加刻苦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一边学一边教,边学边卖。我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和语文教学法有关方面的书籍。我从事教学工作,也是半路出家,过去我没学过,现在只有从头补起来。我还订了不少教学杂志,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在给学员讲课时,结合教学实际讲解。特别是坚持练钢笔字和粉笔字。自我到中学后,深感自己的字不如一些语文教师,以后我就重视练字了。现在面对的学生是教师,写好钢笔字和粉笔字则更重要了。在此期间,得到新疆广播师范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考试的通知,允许具有同等学历的教师报名参加毕业考试。新疆广播师范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招收过在职中学教师参加学习。我那时还在教小学,没有资格报名学习。看到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的通知,我想,也不知大学要学哪些课程。这次如参加广播师范大学的毕业考试,不就知道大学学什么、考什么了吗?于是我第一个报了名,也是全团唯一的一个报名考试者。当时我想,这次考试有可能各科都考不及格,但我决心以后一定要通过毕业考试。这辈子一定要争这口气。在中学教书时,学校领导很重学历,不要说大学学历,就是中师学历的,也要高看一筹。而我们这些没有学历的是没有资格教快班的。一次我想教快班的语文课,找校长谈。校长反问一句:“你有大学和中师学历吗?”问得我哑口无言。虽然我自认为不比教快班的师范生差。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现在担任培训工作,更增强了这一决心。
   
    报名后,我根据汉语言文学专科的考试学科,找了一些相关书籍翻了翻。那时,这种自学考试在新疆乃至全国还是第一次,根本没有专用教材,就是相关书籍也很难找。不象现在自考都有专用教材,自考大纲,辅导材料,还有人上辅导课。报名半月左右,我到石河子参加几天考试。没想到考试题很多都是我过去自学过的,什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等,并不觉得有多难。更出乎意料的是,考试成绩下来,我考的八门学科都已及格,随后《新疆教育》杂志公布的广播师范大学毕业榜上,公布了我的名字。领导和一些教师知道后,也对我刮目相看,说我创造了一个奇迹。后来从《新疆教育》刊载的总结材料得知,这次毕业考试毕业率还是很低的,全疆参考人员的毕业率才只有14%。我能获得毕业,也是幸运的。这是我过去爱好文学的结果。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后来,国家教育部在全国建立了自学考试制度,并开设了本科考试,1991年我又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本科自学考试。那时,我已在我们134团一中担任校长,工作很忙,大多在考试前一个月,利用晚上时间自学。好在那时,有统一的考试大纲和教材了。我连续考了四年,考了十四门课程,1994年9月,我顺利通过了全部课程和毕业答辩,获得了新疆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证书,那时,我已是51岁的人了。不管怎样,虽然年青时没有机会进大学门,但总算凭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大学本科的水平了。

    1982年底,喜事临门,农场为我的妻子解决了工作问题。妻子告别了五七道路,成为农场正式职工。农场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主要是当时组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困难,我取得了大专文凭,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石河子市一个中学要调我去当教导主任,校长拿着调令亲自来农场找领导放人,团里不让我走,要留我,所以解决了我妻子的工作问题。后来妻子又在老范的帮助下调到中心小学当图书管理员。她不但工作上很认真负责,而且肯学习,她报名参加了函授中师的学习,记得那时她边做饭还在边学习,真是做到了工作、学习、家务三不误,而且顺利通过了各科结业考试,获得了中师毕业证书。以后又评定了图书管理专业职称。一直管理图书到退休,也算是先苦后甜吧!

    1984年3月,团里安排我到奎屯兵团教育学院,参加兵团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辅导员培训班学习。当时,国家教育部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在中小学开展了教材教学法的学习和过关活动。我们在兵团教育学院学习了一学期,结业后,农八师石河子教育局又安排我和其他三位学员在石河子举办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辅导员培训班,培训农八师石河子市各中学的辅导教师。学员有一百多人,上大课。我负责现代散文和小说部分。我没想到自己还能到石河子市给全市的中学语文骨干教师上课。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我一遍又一遍地精心备课,生怕有一点失误,好在上了两个月的课后,学员们反映还不错。后来95%以上的学员都通过了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的过关考试。结业时,教育局领导对我们几个辅导教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1984年6月,团教育中心李主任安排团小学部党支部考察了我的入党申请材料,小学党支部考察后,召开了支部大会,顺利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写第一份申请书还是在1965年,那时在十二队分校教书,担任十二队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已决定发展我,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就因为老家寄来的黑调函,才泡汤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写了几次申请,请求组织考察我。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肃清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政治上人人平等,自流人员、出身不好的再也不受歧视。各级组织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发展了一批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参加党组织。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恐怕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成为党的人。


    二十八、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


    1984年8月下旬,我们举办的培训班准备举行结业考试,这时候,团教育科给市教育局来电话,要我回农场一趟,说是团里已任命我到团中心小学当校长。我一听,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团里对我的器重,忧的是调石河子市又成了问题。本来,学习班里有几个石河子市的教师,推荐我到他们所在学校当教师,当时石河子市一些中学缺语文教师,准备学习班结束后去见面。那时,农场的教师大都想调到石河子市。城市学校到底条件好多了,而且也便于自己的发展。近几年,我也有几次调到石河子市的机会,但都被团里卡住了。这次又是一个好机会,没想到又任命我当校长。培训班一结束,我就回团里找团里主管教育的政治处主任,表示不愿当校长想到石河子市当老师,请求领导放我走。主任态度很坚决,要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并说我:“组织刚发展你入党,怎么能违犯组织决定。”还说:“你的家属也安排了工作,组织这么照顾你,你好意思走吗?”我想想也是,只好个人利益服从组织了。这时候,教育科改为教育中心,教育中心主任由原教育干事李旦奎担任。李年轻有为,为人正直,工作特别认真,他雄心勃勃,决心改变我团教育死气沉沉的状态,为此,他一上任,就对各校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我到中心小学肯定也是他提出的。后来,他一直主持正义,支持我的工作。

    1984年8月底到团中心小学上任,我已四十一岁。原学校是团一中的小学部,只设副校长。我曾在小学当过一学期教导主任。团这次把小学从中学分出来独立成立团中心小学,并统一领导各连队小学。我是中心小学第一任校长。原副校长调回中学担任工会主席。当时中心小学有二十多个班,一千多学生。由于学校领导班子不团结,校长与教师的对立情绪大,领导班子软,学校管理无章法,教师队伍人心散,事业心差,纪律涣散。我上任后,针对学校情况,吸取原校长的教训,努力团结好原领导一班人,事事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充分发扬民主,耐心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和建议,很快取得了广大教师的信任,特别是取得支部书记和教导主任的支持,支部书记姓姜,是五二年参军进疆的山东女同志,为人忠厚,对人热情,我很尊重她,她也全力帮助我。我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在新建立的教代会上讨论通过后,逐步实施制度管理。随后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制定了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增强了教职员工的纪律性和责任感。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一方面带着教师走出去到其它团场小学听课,到石河子、乌鲁木齐一些小学听课,还组织老师观看特级教师的上课录像,另一方面围绕着课堂教学,我检查了每个教师的备课教案,听了每个教师的课,并诚恳地评价每个教师的课,肯定优点,指出缺点。记得那时,很多教师开始怕我听课,有的老师见我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吓得写字手都发抖,甚至把课题也写错了。后来见我评课很诚恳,又实事求是,不是找他们岔子的,对他们上好课确实有帮助,以后也慢慢消除了恐惧感。后来一些教师还主动邀请我去听课。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开展优质课大讲赛,人人上台讲课,人人参与评课。后来,我们一些教师参加团场和地区的优质课竞赛都取得了好成绩。一些老师因故调到其他学校试讲时,都受到好评。他们对我说,多亏学校那时逼我们把课讲出水平了。那时,学校校风良好,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受到团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好评。学校在外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除了本团其他学校来参观听课,奎屯、昌吉、石河子一些学校也来考察参观。学校连续四年评为团场先进学校,一次评为农八师先进学校,一次评为兵团先进学校。本人也两次评为农八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一次评为全国农垦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

    正当学校蒸蒸日上时,教导处李主任退休了。他原是管理处中学的教师,为人正直、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学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后经好友陈建章的推荐,将中学一个语文教师调到学校接替了教导主任。这人调来不久就在学校搞小动作,他迎合讨好一部分教师,挑拨领导和教师的关系,他当面是人,肉麻地吹捧你,背后是鬼,在教师中说我的坏话。他借反对总务主任在主持建家属房的谋私问题攻击我,并到团长那里告我,说我包庇总务主任,看不起团长,还骂了团长。团长也不调查,一气之下竟嚷着要撤掉我。好在当时,教育中心主任、团政委和纪委书记都了解我,知道学校情况,也知道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都不同意撤掉我。我听说后,也很气愤,就主动去找团长征求他的意见,团长说:“你为啥要骂我?”我说:“你听谁说我骂了你?”团长说:“我不告诉你,”我说:“那好,我告诉你,我从来不会骂人,更不会骂你团长,你一直支持学校工作,我凭啥骂你呢?谁说我骂的,让他出来当面对质,我要骂了,甘愿受任何处分。你不能听一面之词就要处理我吧!”团长没有话说了。我就总务主任问题,作了说明,并向他汇报了一些学校工作,才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后,好友陈建章也很后悔,多次向我道歉,悔不该给我推荐这样的小人给我当主任。陈当时在教育中心当干事,因未满足他的个人利益,也和他闹翻了。正是“小人得志便猖狂……”。

    1985年暑假,团教育中心组织先进教师代表到北京、秦皇岛等地考察学习,我被教育中心选定,和其他四名教师代表一块先到北京,参观游览了故宫、长城、十三陵、北海公园,在天安门前留了影,还到* 纪念馆瞻仰了* 遗体。特别惊喜的是,游颐和园时,与在昆明工作的弟弟不期而遇。他来北京出差,陪朋友一块来游颐和园。在长廊他首先看到了我,但不敢认,他一直跟着我走到大门口,才叫了一声:“大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北京巧遇,这真是奇迹。随后到秦皇岛参加第二届“最优教学方式研究和实验”报告会。会上听取了湖北大学黎教授和一些教育专家的报告,很受启发。他们说,“新时代的校长,应该是研究型、专家型的校长”,我也决定朝这方面努力。从此以后,我结合着学校管理改革,学习和研究了大量教育评估方面的理论,和一些学校进行教育评估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我们学校教师的评估方案,对教师工作进行评估实验,评估每个教师每学期的德、能、勤、绩,分出优差,奖励先进。进一步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初步显示了教育科研的效果。1987年寒假,在团范副政委和教育中心李主任的支持下,我到武汉市参加了全国学校管理研讨会。范副政委就是原来教育科的范干事,他现在主管教育工作。我在研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浅谈教师的考核评价》,该论文获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这一年,教育系统第一次给教师评职称,我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

    在中心小学当校长时,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学校一个女职工患了癌症,在病危时,躺在床上,让她的丈夫来叫我,非要见我一面。我去后,她拉着我的手说:“校长,你、你是好人呀!我过去对不起你,你要原谅我……,”第二天,她就去世了。这个女职工叫小王,才三十多岁,我到学校去之前,她和她的丈夫,一个上海青年,给学校养长毛兔子,后来兔子大都养死了。我到学校后,安排她在学校承包土地种地。文化大革命时,她在六队当职工跳得很高,还打过人,是一个惹不起的女人。过去也曾为一些承包问题和我吵闹过,但我对她从不计较恩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为了保证他们承包职工的收入,我把学校最好的地给她们种,她有困难,该帮助她就帮助她,她到石河子住院,我派人去慰问她,最后终于使她理解了我。


    二十九、不受欢迎的中学校长


    哲人说:“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后……”

    1988年2月,团里决定调我到一中任代校长。一中是团里最大的一所中学。原来是下野地管理处中学,1969年管理处撤掉后,处中学变为134团一中。如前所述,1977年—1982年我曾在中学当教师。这所中学有三十四个班,1600多个学生,其中高中每个年级有6个班。教职工160多人。由于学校领导更换频繁,近五年换了七任校长,教职员工思想紊乱,学校管理不严,教学秩序混乱,团场家长对学校意见很大。原来是校长兼书记,校长和我是好朋友,他在一中工作很不顺,感到阻力很大,主要是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拉拢一部分教师和他作对,工作无法开展,甚至在几次教师例会上,也闹得校长下不了台。他曾劝我到一中,他把书记让出来给我当,配合他一块治理学校,他到团里也提了建议。这次没想到团里要我去当校长,让他当书记。春节前夕,范副政委、李主任、还有教育干事陈建章带着我到一中和一中领导班子见面,范副政委宣布了团党委的决定,讲到一中存在问题时,教导主任就跳了起来,嚷着:“我们不接受团里的决定,我们不要他来当一中的校长……”接着副校长也嚷起来:“他有什么资格来当校长,我们不欢迎。”没有想到的是原校长,我的好朋友也跟着他们闹起来。李主任、陈建章起来制止他们,他们又和李、陈吵起来。他们扬言:“看你姓金的能在一中呆几天。”见面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中午,想想这样太没有意思。他们这个态度,我去了也没法工作,于是我去找范副政委、团长、李主任,要求他们取消这一决定,我还回中心小学。他们都不同意。他们说,越是这样,越不能退却,你是共产党员,组织相信你,才让你去担这个担子,你要不去,我们怎么给党委交代,何况中心小学也任命了校长。你没有退路。陈建章也给我打气,说:“不怕,你去了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没有办法,下午,我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一中的教职工大会。团政治处主任在大会上宣布了团党委对我的任命决定,同时还说,校长没有任免学校中层以上干部的权力。他担心我调整中学领导班子。他和副校长、教导主任的关系特好,他的小孩就由副校长的爱人照管。他这样一宣布,会上一些教师也跟着起哄。事后有知情人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极力阻止我到一中,原来他们早就预谋并活动,要逼原校长让出位置只任书记,由副校长当校长,教导主任升任副校长。他们已多次到团里反映原校长管理不行的种种问题。而原校长只想让我去当书记,他当校长。团政委的决定,完全破碎了他们权利分配的计划。所以他们才跳出来,撕破脸皮阻止我到一中当校长。范副政委、李主任对我说,只要你到一中站住了脚,就是胜利。为了在一中站住脚,我利用春节拜年之机,约陈建章一块到一中一家一家的去给教师拜年,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没想到大多数教师表示欢迎我到一中当校长,一些教师担心我难于开展工作,也有一些教师担心我象管小学那样治他们,因为教导主任在老师里造谣煽动,说我在小学整得老师们,一天到晚紧张得屙屎尿尿都没有时间……。为了缓和矛盾,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我还硬着头皮到原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几家去拜年,找他们谈心。到原校长家,他说:“我是不会支持你的,我能做到不跟他们在一块反对你,就算对得起朋友了。”到副校长家,他对我冷冰冰,没有话说。到教导主任家,他不让我进屋,说是不欢迎我。这人原来我们六十年代一起在下三场小学教书。他母亲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一直背着红包袱,目中无人、傲气十足。在一中当教导主任没有角色意识,不服从校长管理,经常弄得校长下不来台,学校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

    转眼就要开学了。我召集一中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开学准备工作和教师分课问题,学校十几个领导,结果,只有一个教导副主任和总务主任来了。我只好和教导副主任一块研究了教师下学期的分课方案。开学前一天,我和教导副主任一起召集教师大会,宣布教师的分课方案,安排开学报名工作。教师们十分散漫,有的拒不参加,来了的也是多数迟到,有的来了就坐在课桌上。开会时,有说有笑,有吹口哨的,还有打泥巴弹子的。副主任宣布完分课方案后,我平静地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提了几点基本要求,才使会场安静下来。

    开学后,我一方面听每个教师的课,做好调查研究,摸清学校各方情况,一方面找教师推心置腹地谈心联络感情,争取多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虽然副校长、教导主任在领导班子里跟我处处唱反调,反对我的治校措施,仍拉拢一部分青年教师整天吃喝玩乐,每天晚上打台球打麻将打到半夜,不好好备课上课。但多数教师开始理解我,支持我。特别是争取到了工会主席不和他们一块反对我。工会主席原是小学部的副校长,是五O年参军进疆的老同志。本来对我到小学当校长就有意见,他和副校长、教导主任关系很好,经常在一块打麻将。这次宣布我到中学任校长时,他已回家探亲。我担心他们会把他当枪使,回来后也和我对着干。开学后,他一回来,范副政委就到他家找他谈,希望他支持我的工作,自己要有主见,推心置腹地和他交换意见,稳住了他。后来他竟然站出来说公道话,支持我。学校到了下半学期,治校初见成效,教学秩序逐渐稳定下来,我总算在一中站住了脚。

    1989年团里新调来了丁团长,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也是四川人,也是自动支边新疆来的。2月,团里决定一中由副营级建制升为营级建制,实行校长负责制,仍聘我为一中校长,学校领导班子由我组阁。同时,学校高中6个职业班分出去组建职业高中学校。原书记调职业高中任校长。一部分教师也分到了职业高中。原教育中心副主任到一中任书记。这是一次大的转机。团党委授予了我用人的权利。副校长仍聘为副校长,此人虽然和我有矛盾,但还能顾全大局,基本上能团结他一道工作。领导班子组建好后,我就放心大胆地实行 “从严治校”的治校方针。在学校逐渐实施了“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考核评价制—奖惩制”的四位一体化的科学管理体制。启动了学校内部活力,克服了学校干好干差、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的弊病,增强了教职员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调动了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开始推行这一套管理办法,也受到了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一部分教师考核成绩落在后面,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威信,极力抵制,到团里告状,甚至到办公室跟我大吵大闹。学校书记一见教师对考核评价有意见,也半信半疑,不给予支持,甚至有时也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怀疑。书记是个老同志,没搞过教育,看问题容易走极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听到说好的意见就说好,听到说不好的意见就说不好,没有主见。团里主管教育的团长助理见有人告状,就召集一中教师代表召开座谈会,反映对一中管理改革的意见,会上一些教师说,教师考核评价是压制教师的,一些教师说,教师考核评价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特别是徐成达老师,用事实驳斥反对教师考核评价的谬论。徐成达是上海人,工作认真负责,有拼命精神,但他爱给领导提意见,人际关系不太好,过去不要说评先进,还经常挨批评,现在实行考核评价后,评上了先进,积极进取,成为了骨干教师。会上争论不休,好在团长助理没表态说好也没说不好。面对阻力和干扰,我没有气馁,一方面坚持认真做好考核评价工作,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工作;一方面给广大教师还有上级领导做好教育评价的宣传工作,争取多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争取领导的支持。由于教师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并肯定大多数教师的工作,所以最终赢得大多数教师的拥护。市教育局长和团教育中心李主任也给予肯定和支持,再加上《教育法》的颁布,要求对教师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所以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工作才得以坚持下去。后来,团里为了加强学校工作,把教育中心干事陈建章调到我们学校任书记。如前所述,陈是我的好朋友。自六四年开始,我们一见如故,就在教育上共事。文化大革命时又是同甘共苦、共患难的战友。我们 亲如兄弟,既是知音,又是知己。这么多年,他总是跟着我的脚步走,我调到哪里,他也随后调到哪里,我调一中当校长,他又调来当书记。当然,有的是巧合,有的是我们活动的结果。他调来后,我的腰也更直了,干起工作更踏实了。我们逐渐克服了干扰和阻力,也进一步完善了四位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他当书记后,我们团结如一人,亲密无间,你呼我应,互相支持。他敢说敢管,不当老好人,学校遇到矛盾问题,他冲在我前面,我不好做的工作,他出面做,对于上面来的干扰,我们一块去顶。学校的改观与他的工作分不开。我后来再也没遇到过象他那样称职的书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经过全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艰苦奋斗,学校由乱到治,学风、教风、领导作风逐渐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特别是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学校高考升学率89年创历史纪录,90年重点大学升学率又创历史纪录,以后高考升学率连年稳步提高,特别是93年高考升学率在石河子团场中学里名列前茅。其它各年级各科统考在石河子安下地区十二个团场中学里也位居前三名。学校校容校貌也焕然一新。于1992年提前一年实现了“校风好、质量高、校园美,成为垦区一流中学”的奋斗目标。学校自89年开始,连年评为团场的先进单位,石河子市教育局督导团来校督查后,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石河子市教育志》上专门介绍了我校的四位一体化的管理。(全石河子地区仅介绍五所中学)团里也组织各单位领导来学校参观。许多团场中学陆续到学校来听课学习,特别是兵团中学校长石河子学习班,每期都要到学校来参观学习。本人也多次被兵团中学校长学习班请去讲课,讲授教育评价和学校管理。我校在军训和依法治校方面也很突出,师里在我校相继召开了军训和依法治校的现场会。当时最使我欣慰的是,得到了学校绝大多数教师和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完全改变了我初进学校时的敌视态度,如每次评选先进进行无记名投票时,我都是得票最多的领导(每次我也都推让了),原来反对我的领导和教师现在成了我的支持者,他们除了兢兢业业的为学校振兴努力工作外,还处处维护我。这些人态度的转变是我以心换心,以情感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这个人的人格是正派的。

    为了群众利益,我还敢于冒风险,为民请命,争取教职员工的利益。当时,兵团城市教师都能享受国家规定的45元岗位津贴,而兵团农场教师却享受不到国家规定的岗位津贴。因此,农场学校教师心里很不平衡,一些教师不安心农场教育工作,农场骨干教师大量流失。为此,我联络安集海、下野地地区农场十几个中学校长到我们学校开会,商量此事,最后决定联名向兵团领导和兵团老领导、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反映情况。反映情况不久,没想到农八师领导知道了此事,他们认为这是聚众闹事。师里领导连夜分别到各团场进行追查。当时的农八师政委专门到我团,让团范政委 半夜把我叫了去,师政委责问我:“你为什么要召集校长们写联名信?”我说:“为了农场教师的利益,现在农场教师享受不到国家规定的岗位津贴,很不安心,骨干教师都往城市跑,严重影响农场教育。”师政委说:“你们联名写信你知道后果吗?万一农场教师都闹起来,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我说:“我们只是想让上级知道,只要解决农场教师的岗位津贴,农场教师就会安心农场学校工作。”原来,师领导怕农场教师也和上海青年那样集体闹事。为此事,有几个团场中学的校长被撤职。好在我团的丁团长、范政委理解我,没处理我。范政委还说,农场教师就是应该享受国家规定的岗位津贴,团场没有权利解决,你们联名向兵团反映情况我看没有什么不对。后来,兵团还是解决了这一问题,随后兵团农场教师也享受了岗位津贴,为稳定农场教师队伍起了很大作用。

    当今当校长还要会抓钱,抓不来钱,学校很难运转,更不要说给教职工发奖金了。我们除了抓好勤工俭学挣钱外,我和书记每年还要厚着脸皮到农场一些效益好的工厂和生产队募集资金。为了给学校抓钱,我们是能屈能伸,有时还干出傻事来。一次,我和书记在工会主席家里给他过生日,团政治处主任也在场。席间,我们不愿多喝酒,主任开玩笑说:“你们喝一杯酒,我就给你们学校资助5000元。”主任知道我们都不会喝酒。我们一听喝酒就给钱,就说:“好!说话算数。”随后我和书记一人硬喝了四大杯酒。喝完后,我和书记都醉得躺在了桌子底下。那位领导,后来果真想法给我们学校拔了五万元,解决了一学期的教师岗位责任奖金。

    在一中,我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普通教育评价,并在实践上有了新的发展,建立了四位一体化的学校科学管理体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一点,不但得到了团教育中心和石河子市教育局的肯定和支持。而且也受到了新疆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重视,我被教科所特邀为新疆普通教育评价课题研究组成员,后被聘为新疆教科所兼职研究员,参与自治区普通教育各种评价方案的研究和设计。1991年,成为全国普通教育评价学会会员,并到上海出席了全国普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在会上交流了我撰写的论文《建立教师评价制度,启动学校内部活力》,论文后来评选为全国教育评价优秀成果奖。我研究和设计的《中小学工作人员工作质量考核评价系列方案》被新疆教科所和新疆教育督导室选编在《普通教育督导与评价实用手册》里,在全疆推广应用。后来妻子弟弟找我要去这套教育评价方案,又在故乡开县一些学校推广应用起来。新疆普通教育评价学会成立后,我被选为新疆普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在此期间,我还在新疆及内地一些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教育学术论文。1992年,我被评为农八师石河子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后来我被收录在教育部编撰的《中国教育专家》名录里。我不仅在治理学校取得了成功,而且在教育科研上也小有成就。这一点还得感谢新疆教育科研所的陈卓老师和原所长郑荣寿老师,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也没有我学术上的进步。

    这一年评职称,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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