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山圣雅伦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伯强先生

    梁伯强先生

 
    第一次认识梁伯强是在7月16日的“两江对话”上。
    会场中，中山圣雅伦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伯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生辉”的光头。为打消大家的疑虑或幽默一把，他坦言自己刚剃度修行回来。当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他的“非常小器·圣雅伦”指甲钳，他把“非常小器·圣雅伦”指甲钳定义为继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之后的第六媒体。
　 9月1日，当记者在圣雅伦公司再次见到梁伯强时，他依旧保持着佛家弟子的形象。梁伯强从几千年的藏传佛教中他读出来一个字——善。他认为，佛教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崇尚善是原因之一。他不奢望“非常小器?圣雅伦”能成为500强，倒希望“非常小器?圣雅伦”像佛一样能得到长久的传承，做足500年。
　 从长相和体形来看，梁伯强都跟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人物蒋介石比较接近。不同之处是梁伯强的门牙比较“突出”，除因长了点和斜了点外，时常乐呵呵的梁伯强自然也难以遮掩突出的门牙；笑容可掬的他没了呆板、僵硬，更多的是可亲、可近的随和。
    梁伯强突出的并不仅是他的外表，更是他起伏跌宕，富有传奇的精彩人生。
    梁伯强走的是一条挣钱——亏本——再挣钱——再亏本——再挣钱的创业之路。“我的每个经验都是用钱买来的。”梁伯强说，“如果让我开咨询顾问公司，我可以指导很多人成功创业。”

 “文革”十年，练就了一身技艺

    1962年10月出生的梁伯强，没有特殊的背景，出身于一般的家庭，是一名普通工农子弟。梁伯强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十年文革”的打打杀杀中度过的，与同年代人一样，1978年高中毕业的梁伯强并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
    虽然生长在那个“荒漠化”的年代，但梁伯强比他周围的同龄人还是幸福许多——梁伯强有一位知书达理的母亲。“母亲经常告诫我们兄妹三人要自强不息，发奋做人。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本领。”说到自己的母亲，梁伯强非常崇敬，他说：“母亲从没有打过三个子女，总是靠启发、靠讲道理来激励和教育我们。”母亲的教育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梁伯强，以至于在以后公司的管理中，梁伯强也从不采用直接批评的方式，而是用启发和讲道理来激励和教育自己的员工。
    “儿子长这么大,连架都没打过，也不会打。” 看着与自己当年高中毕业时年龄相仿的儿子，回想起自己调皮的过去，梁伯强感慨颇多。学生年代的梁伯强，成绩不咋的，个头也不高，可是在班级里却是个有号召力的小人物，他的身后总有一群跟随者，因鬼点子多，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计巢”。备受小兄弟们拥戴的梁伯强，总能摆平一些纠纷，就是遇上打架，也不需要他这个“小诸葛”上场。
    虽然调皮，但梁伯强自小就有爱琢磨事的习惯，看到新鲜事物总是好奇，想探个究竟，直至弄懂为止。即使是现在，只要遇到一时想不明白的问题，梁伯强都会将它输入到电脑中，留着慢慢琢磨，待想明白后，及时写成文字，记录下来。梁伯强不但爱琢磨，还善于积累，在他的备忘录里，这类的文章已过百篇，20多万字。
    上小学后，一个加工金银首饰的“单干户”的档口是梁伯强上学的必经之路。看着单干户把一个戒指改做成两个耳环，把一个手镯划开做几对耳环，幼小的梁伯强对这一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放学，他总要在那个摊位旁看半天，时间长了，耳环的制作“工序”便一一都记住了。

    那个时候，珠三角一些老年妇女都戴有一副金耳环。老人去世后，家人舍不得那副金耳环也被陪葬，通常会换上一副铜质耳环。
    有一年，家里为还300元债，无奈之下，母亲变卖了一部分旧家具,还上了一半的债务。目睹母亲的艰辛，爱琢磨的梁伯强，终于想到了为母亲解忧愁的好办法——用母亲陪嫁的铜脸盆制成耳环，卖钱还债。
    梁伯强剪开脸盆，又把家里的“购烟证”拿去与那位师傅换一些铜丝，做成耳针，这样，耳环也就算做成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梁伯强用完了母亲的铜脸盆，也帮助家里还清了债务，同时也熟悉了加工首饰的工艺。
    除父母外，对梁伯强人生的思想观念和事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有几个人。第一个便是潘栋梁老师。青少年时期的梁伯强不但从潘老师那里学会了国画的技法，而且从研习翰墨中悟出了许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在跟随潘老师学习国画的10年中，潘老师让我明白了举一反三的道理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也给了我创造一生事业的技术基础。”提及自己的恩师，梁伯强感激不尽。
    就这样，在别的孩子玩耍嬉闹声中，在“文革”的吵吵闹闹中，梁伯强完成了人生中“一技在身”的基本积淀。

  得而复失的第一桶金

    高中毕业的梁伯强，1978年幸运地被分配到当时的小榄镇制锁二厂（现在的固力锁厂）工作。因为有一手国画技术，他成了一名拿笔杆子为书记、厂长做记录的宣传干事。对年轻的梁伯强来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79年，小榄镇举办庆祝改革开放的“菊花大会”，梁伯强作为宣传文员被抽调去搞宣传，时间半年。待“菊花大会”结束，梁伯强原来的岗位已被其他人顶替了，转而被分到翻砂铸造车间。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梁伯强说:“那时年轻气盛，根本没有承受这种突然变故的心理素质，接受不了这一结果。”听说澳门要换总督，移民政策可能松动，加上澳门每月的工资有600葡元（相当于当时人民币200元左右）。为了脱离当时的环境，获得更高一点的收入，就这样，梁伯强草率地做出了偷渡澳门的决定。
    1980年4月10日傍晚六点，中山小林农场八一大堤，梁伯强对恋人黄丽儿说:“我一定回来娶你，你等我。”尔后，不足18岁的梁伯强就和三个同伴纵身跳入浩瀚的大海。
    经过11个小时与大海的生死博斗，他们终于踏上了澳门的土地。
    4月11日，刚一上岸，就被澳门当地的黑社会“擒获”。身上仅有的值钱东西——戒指，也被没收。最后，香港的叔叔将4000元交给黑社会后，梁伯强才算获得了人身自由，并在澳门申领了临时身份证。
    满心期待的梁伯强，没想到初到澳门，迎接他的竟是黑社会！
    不仅而此，他在澳门的中山小榄老乡服装厂的第一份工作，一月的工资也只有30元（而当时澳门的工资是每月600葡元），除了买些日用品，每月都所剩无几。虽说是包吃包住，其实，一天只管两顿饭，晚上睡在牛仔裤堆里。
    初到澳门的三个月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谁都靠不上。干的是比小榄累得多的活，过的是比在小榄苦得多的生活，梁伯强开始对澳门感到失望，心里不只一次地想：回小榄算了！但不服输的他转念一想，跑出来就是要闯一闯，闯出点名堂来，有了大海上那一夜的经历，还有什么难关闯不过去？坚持下去，就能胜利。
    在服装厂，梁伯强第一次亲身品尝到了资本家的剥削方式，梁伯强对资本家认识观也在此形成。梁伯强痛恨资本家的这种剥削方式。在他后来事业获得成功，成立了自己的企业后，梁伯强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资本召集人，力戒资本家的管理方式，让员工共同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严重体力透支的梁伯强，开始留心新的工作机会。不久，梁伯强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仿古家具厂的招工广告，便满怀希望去应试。因梁伯强从小跟随潘老师练就了一手画国画的技艺，一试便被录用。
    画画，是梁伯强的兴趣，也是他的特长。老板让梁伯强给家具画画，按件计酬，画一幅给40葡元。有了这种机会，梁伯强拼命的画，一天一般可以画三四幅画，一月下来，梁伯强就可以拿到三四千元，最多时竟有五千多。长这么大，他还没见过这么多钱，拿在手里，既是惊喜，又觉惊讶。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唤醒了自信。
    在澳门近一年的时间里，梁伯强一下子“发”了，居然积攒下三万葡元，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元。当时的万元户便是“大款”，梁伯强算是赶上了。
    此时，老板也看出了梁伯强的潜力。一天，便对他说：“小梁，你做得不错，手艺也好，我这里房子小，也需要发展，你能否到外面租个房子，我发货，让你请两个人做？”
    于是，梁伯强用自己积蓄的三万葡元，在澳门一个山脚下买了一间铁皮房作为“厂房”兼住房，并雇了两个中山的年轻人。三人就这样为澳门的老板做起了加工的活。
    一天深夜的两点多钟，三人突然听到屋外警车汽笛长鸣，两个伙计误以为是来抓他们的，撒腿就往外跑。
    由于梁伯强雇用的是没有澳门身份证的工人，在澳门属非法劳工，担心两个伙计被抓后供出自己，将判刑入狱，梁伯强不得不将临时身份证交给另一个老乡后，也跟着他们一起往拱北海关跑。
    当天晚上，只穿着一条短裤、一件短衫，带着一块手表的梁 伯强回到了小榄的家中。梁伯强的第一次偷渡梦就在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中破灭了。

 被迫自立门户

    回到小榄的梁伯强，由于不愿挂“叛国投敌”的牌子，也不愿写检讨，因此，无法进入原来的制锁二厂。
    为了生计，梁伯强只好学小榄的老太太，挑上两个箩筐，骑上自行车，每天早上从镇批发部那里批发一些咸鱼、冰棍、旧衣服，然后在大街上叫卖。
    在做了一段看不到出路的小贩后，苦熬一年左右的梁伯强，于1983年底进入了小榄胶木电器厂。
    虽然在胶木电器厂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但在厂里，梁伯强认识了五金车间的主任苏钢华，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的朋友。苏钢华既是对梁伯强人生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二个人，也成为后来梁伯强创立聚龙集团的创业盟友。
    1984年10月9日，梁伯强得知澳门的临时身份证可以换正式身份证。想到自己在澳门还有财产——铁皮房，渴望改变命运的梁伯强，再次单枪匹马偷渡游回澳门。
    到朋友处取回临时身份证，在澳门警察署换到正式身份证后，梁伯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看看那间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铁皮房”。
    当梁伯强赶到过去铁皮房所在地点一看，他愣住了，山脚下什么房子也没有了，当年那些乱七八糟的房子全部拆得一干二净。
    梁伯强后来才了解到，他当时铁皮房的所在地是个“白粉区”，也就是吸毒区。当年那个晚上警察不是来抓偷渡客，而是来抓“吸毒者”。
    尽管有一个正式身份证，但没有收入来源的梁伯强不得不面临再次寻找工作的现实。
    幸运的是，一位香港姓冯的老板要在澳门开一家首饰工艺品厂，正在招人，梁伯强如获至宝地前去试工。
    因小时候就做过将铜脸盆改为耳环的首饰加工活，梁伯强一伸手，老板就知道这小伙子懂首饰加工的技术，当即就录用了他，并且让梁伯强当厂长。
    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工厂就扩大到近60人。当时的香港商人把澳门作为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在这里投资开厂。当时正是香港投资大陆的高潮期。老板看中梁伯强的才干和大陆背景，让他回中山办厂。
    但梁伯强没料到希望之门在一瞬间豁然敞开，却又在一刹那轰然关闭——香港老板常驻广州的弟弟违反来料加工规定，将必须100%出口的原料产品在国内销售，构成走私罪，海关随即查封了工厂。
    梁伯强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现在还找一个老板打工吗？给谁去做呢？梁伯强再一次迷惘了。这时,老朋友苏钢华鼓动他：这有什么好难的呢？你也算在江湖上走过了，怎么就没想过自己办工厂？梁伯强幡然醒悟：自己懂经营管理，又懂生产技术，为何不建立自己的工厂给自己打工呢？梁伯强的商人生涯再次起步。
    梁伯强因是澳门籍，就用妹妹的名字领取了个体执照，创办作坊式家庭工厂，生产物美价廉的人造首饰。苏钢华帮他制作模具，原先积累的客户资源与销售网络也没有荒废，重新发挥了价值。
    当时由于行业竞争很少，他做的那些产品又正好适应国内消费水平，产品销售很火，供不应求。只一年，梁伯强就建了新房，买齐家电，还结了婚。除此之外，他还盈余了几十万元的个人资产，并在香港注册了聚龙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聚龙这个名字也从此与他相伴。
    1992年，中外合资的企业形式得到许可，当地政府便邀请梁伯强建立合资企业。梁伯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先后成立了两家合资企业，做旅游纪念品、首饰等。刚过而立之年的梁伯强在小榄如鱼得水，企业也兴旺红火。他成了小榄的知名人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看到同在小榄创业的“乐百氏”卖奶、卖茶、卖水，卖得风生水起，而差不多与“乐百氏”何伯权同时闯荡江湖的自己，除了一些资产，还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路在何方，何去何从？梁伯强再次陷入迷茫的痛苦。在人生的第三个低谷，梁伯强坚定品牌信念，谋划创立一个大众五金用品的中国名牌。

 一则报道，成就指甲钳霸业

    1998年，一篇《话说指甲钳》的文章点醒了正在寻找商机的梁伯强。这篇文章描述了199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F基在接见全国轻工业集体企业代表时说的话：“要顶住市场缺口找活路，比如指甲钳，我没用过一个好的指甲钳，我们生产的指甲钳子，剪了两天就剪不动指甲了。”
    梁伯强模糊地意识到了指甲钳这个商机，可怎么干？脑子里还是一头雾水。他决定先开始进行市场考察。
    当时，曾辉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五大指甲钳厂商纷纷倒下。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他去上海“双箭”指甲钳厂时，法院正在贴封条。尘封的机器和破落的厂房给梁伯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浙江海宁、义乌等个体作坊热火朝天地生产，也同样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为了小小的指甲钳，梁伯强随后考察了日、韩、法、美等国家。考察后，他认为：国外的指甲钳定位于个人护理用具，而不是国内的五金用品。“非常小器”想成功，就只能走精致和细化市场的产品路线。吉列不就是把一个小小的剃须刀片做成了全球最大的品牌吗？梁伯强想，“非常小器”为什么不能做成全球最大的指甲钳品牌？
    梁伯强决定向韩国企业“777”取经。为了获得生产指甲钳的核心技术，他成了“777”的代理商，先订购30万元产品，并不断以经销商的身份去韩国“777”工厂考察。一年飞20次韩国，梁伯强终于学来了“777”的技术。
    然而在四处考察的过程中，梁伯强付出了代价——途中遇上车祸，左腿留下残疾。
    有了过硬技术和好的产品，如何将产品卖出去呢？不做广告，却可以将“非常小器”做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三的高度，梁伯强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营销方式。
    爱琢磨的梁伯强算过一笔账，如果指甲钳只是个人护理工具，要是想卖出10万个指甲刀，即使是放在北京王府井生意最好的商场里，10万人排队没日没夜地买，也需要整整10天。另外，一个人每天可能会收到大量名片，也会发出大量名片，但这其中很少有会被拿出来看第二次的。
    所以他决定将需要被人想起，而且没人嫌多的“名片”和容易被人想起，但每人只需要一个的“指甲钳”结合起来：一个刻着赠送人名字、头衔和电话号码的薄片指甲钳，就这样派生出来了。
    在这个想法诞生之前，梁伯强获得的全球指甲刀行业最大的一笔订单是：1999年5月31日，北京铁路局首次实现安全生产1000天，为给全局47万职工每人发一份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几经周折，最终选定“非常小器”指甲钳。47万套指甲钳，价值1692万元！
    在一次财富论坛上，梁伯强第一次向公众发表“第六媒体”——名片指甲钳营销理念。第六媒体的营销理念的确立，为“非常小器”指甲钳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和互联网都是传播工具，指甲钳是继这五大媒体之后兴起的第六媒体，只是载体不同而已。这即是梁伯强把名片指甲钳定位为“第六媒体”的缘由。
    “非常小器”指甲钳的传播创意同样引起招商银行的极大兴趣，招商银行决定为给每张信用卡用户赠送梁伯强的“非常小器”指甲钳。“招商银行送你一把招财钳”，为梁伯强带来了3000万个指甲钳订单，仅这一张订单，价值就达1亿元人民币。
    团购的模式被一次次地证明成功了，而现在“非常小器”在国内的销售额有60%是通过团购完成的。国外的模式则相对简单，梁伯强说，一个国产品牌要进入国外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非常小器”出口与内销比例为55：45，但产品在发达国家还主要是做OEM(贴牌生产)。
    最近，梁伯强正忙着培训加盟商，“要做‘非常小器’的加盟商是需要在公司下设的商学院毕业的。因为拥有优秀的销售团队，企业才能持续发展。”梁伯强在2004年创立的“非常小器”商学院包括“单打冠军”班和“领军人物”班，现在共有200多名学员。
    “非常小器与全球前两位韩国企业的销售额还有1/4之差，距离已经不远了。大概两年后，我们就会成为全球第一。”梁伯强自信地说。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现在的圣雅伦公司，在指甲钳行业已排名中国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圣雅伦公司成为中国指甲钳行业新标准主要起草人，意味着圣雅伦公司的行业内具有无可比拟的“领头羊”地位。
    传奇的人生和行业的翘楚地位，按理都应该是梁伯强接受采访的谈资。可是，在采访中，梁伯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的话题更多地在老梁博客上，他时刻留意有多少人点击老梁博客，有多少人就他的观点进行讨论。
    现在的梁伯强常常活跃于清华、北大、中大、华工等高校讲坛，他热衷于游走各地，参与各种论坛和讲学。
    当问及老梁的追求时，他的答案是“追求无我”。诠释梁伯强的答案，其实，他所追求的还是佛中的“无我”境界。
    在圣雅伦公司，没人叫梁伯强“梁总”，员工对他的统一称谓是“老大”。
    “圣雅伦公司是梁伯强创立的私营企业，但圣雅伦公司没有家族味，倒是有很浓的家族氛围。”副总经理胡兴棠说，老大对企业今后的传承问题也是观点明确“老大希望有一帮共同理念的兄弟来打造‘非常小器?圣雅伦’品牌。”
    爱琢磨事的梁伯强，从来都不琢磨人，也尽量避免让下属来琢磨他。
    圣雅伦公司和梁伯强对每一位员工都是完全开放的，梁伯强的办公室门不但从来不关，而且公司的账目也对员工开放，每位员工对公司的运作情况都清楚明白。
    圣雅伦虽是自己创办的,但梁伯强只把自己定位为“资本召集人”，他只是个对资本负责的人。“圣雅伦公司的利润按照员工30%、资本出资人30%、40%留作企业发展的比例进行分配。”
    这就是梁伯强对名利的真实追求。
    梁伯强并不在乎自己是什么，他看重的是每一位员工的作为，他喜欢看员工们的* 。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圣雅伦公司录制《财富故事会》时，采购部的经理何泳贤对梁伯强的一句“怎么不早说！”。令在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吃惊不小，他们吃惊的是：部下竟敢以如此口吻和自己的老总说话！
    “不是因为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吃惊，我都没感觉这句话有什么不对，我们平时和老大说话从来都是很随意的。”能遇上梁伯强这样随和的老板，何泳贤感到很知足。
    圣雅伦商学院的院长黄家庆为老梁画了一幅漫画，漫画把梁伯强的光头和三颗门牙以特写的手法特别突出来。虽然老梁的漫画幻灯放出来后，经常会引起人们的捧腹大笑，但梁伯强却很高兴。他说，“我为他们的创意而感到高兴，为他们能超越我而感到兴奋。”梁伯强的兴奋是发自内心的。在老梁的博客上、指甲钳名片上和幻灯片中，这幅漫画无处不在。
    老梁虽是一位响亮的商人，但他的商人味很淡，倒像一位传道味十足的学长。其实，梁伯强骨子中深藏的是文和艺，圣雅伦只是梁伯强建立自我的外形而已。

    梁伯强的营销九论
    一、 蚂蚁论——宁做蚂蚁腿，不学麻雀嘴。
    二、 小王论——产品无国界，小王也是王。
    三、 游戏论——营销无定式，锤子，剪刀，布，各有各的玩法。
    四、 替身论——先当群众演员找感觉，次当配角演员做贴牌，再当明星演员创品牌。
    五、 * 论——色是侵略者，情是征服者。
    六、 江湖论——市场是江湖，先打三遍锣，产品会说话，也要勤吆喝。
    七、 变性论——把产品变成礼品，把礼品变成饰品，注入新元素，创造新需求，提高附加值，强化传播力。
    八、 朋友论——先做朋友，后做买卖，买卖不在情义在，朋友就是硬道理。
    九、 传播论——哑巴不如嘴巴，嘴巴不如喇叭，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对话，营销就是喇叭，营销就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