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艺谋初识是在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中，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后来还是当时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他才勉强上了学。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就算他各科成绩均属优等，又没人为他拌嘴，年龄上也合槽，怕也是入不了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为了什么事呢？我后面再讲。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显不出他来。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沟线，加上一双深沉的眼睛。

　　这点特征在其后几年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更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

　　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四幅一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作幅长过一米，是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深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

　　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纸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业既久，经艺谋拍摄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觉得有点演义了。

　　学习期间，因为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

　　等到拍毕业作品，他参加田壮壮导演的《红象》组，我其时也在云南，但未见面；后在北影遇见，就是来送样片，我随他看了几本，以为不错，他却认为未敢满意。言谈之间感到他志向极高。

　　一九八二年毕业，方知他从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入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

　　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锋、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只是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机会慢慢对张艺谋有点儿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摄制组的全体人员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张艺谋比我大一点，一九五一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

　　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死人倒背着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 "。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作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

　　从一九六八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

　　我听了觉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饿的时候就往返八十里路买回自家口粮。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粮”。

　　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

　　他也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的。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

　　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

　　后头，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那以后不少年，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梁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物华天宝的秦地。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

　　艺谋的创作，师辈和评论界同志们谈得多了，我就不再赘言，对于他的工作态度倒有几件事可以说说，我想他的成绩是跟这个有关的。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不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成功。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极像多年踩踏成的。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

　　另一次，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内外光比。一镜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

　　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峁，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一块大擦嘴布。

　　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

　　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大师，灯就不动了呵！”

　　“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症了。”

　　十天以后，样片来，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

　　“还行！”他说。

　　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那鞋每晚提入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

　　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入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间乘火车奔北京。

　　我们早上七时出发，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绕个大远儿到绥德，到时已行八十公里，时间是下午四时。连忙换车过河，一行除了司机，有演员薛白、艺谋、制片主任和我。

　　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午夜十二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修二十四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

　　掉头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原。

　　艺谋便唱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

　　说罢上车，喊声“走”。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这是第二回。

　　我心中好笑，等到车进文水，发现此县境内也在修路，路面比前头更烂，又有石子遍布，下车推进时，只听得一阵阵呻吟，又听见说：“二次大战，二次大战，德军进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见三个小小人影在奋力推车，腰部以下，都是黄泥。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便笑出声来。

　　我这么猜：艺谋当时一定十分怀念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凌晨五时二十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

　　四十分钟之后，车行北京。

　　张艺谋于当日下午赤足径奔电影洗印厂。

　　我常和张艺谋不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