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香港中原地产代理掌门人施永青先生 

　　施永青认为，“无为而治”下的“诸侯割据”，最有利于员工充分发挥机会，避免失误，“试问我一个人的脑袋所想的东西，怎能胜过许多个每日在前线作战统筹的人的脑袋呢？”

　　中原喜欢做散客。施永青将这种作法比作卖汉堡包，认为好过卖鲍鱼。“卖汉堡包虽然赚得少点，但是比较自由，就算是李嘉诚来买，一样要和菲佣一起排队，我不用特别招呼他。”

　　这是一个“商”的年代，关于商人的故事我们已经耳闻目睹了很多。说起他们的成功，总好像总离不开“艰苦奋斗”，“亲力亲为”，“果断决策”，“令行禁止”等刚性字眼，令我等业外人士肃然起敬，高山仰止，更觉商之难为，非普通百姓可轻易问津。

　　所以在采访完香港中原地产代理掌门人施永青后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因为他说自己是个“懒人”，凡事喜欢躲懒，求自由自在，更奉行“无为而治”，“坐享其成”。从五千元起家，到现在坐拥六亿身家，真的会是懒出来的吗？

生性爱自由自在，二度上演逃学威龙——

　　对施永青采访安排在周末，所以他穿了件很休闲的旧夹克，讲起话来也很休闲，不紧不慢。他自言最不喜欢为成例所束缚，所以曾经两次充当逃学威龙。

　　施永青原籍上海，当年二、三岁时随父母来港。当时他父亲是打工仔，家境相当清贫。后来妈妈生下一对双胞胎，生活担子过重，只好把施永青送回老家生活。施永青再来香港时已是六、七岁，就读小学，很快学会广东话，成绩也很好。但很快小施就无心向学，觉得学校生活很乏味，不想在课堂里呆呆度日，于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时便逃学，成为当时的“逃学威龙”。

　　施永青觉得当时逃学并非“不务正业”，他说在逃学是学会很多在课堂中学不到的知识和学问。施永青认为不爱上学，不等于不爱学习。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爱学习，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只是课堂里的学问无法满足他而已。

　　直到今天，施永青也坚持认为不应为考试而读死书。他喜欢让子女多接触事务，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培养子女的兴趣，多欣赏艺术。他不赞同考试，认为考试太形式化。他更鼓励子女在考试后读书，因为这才是真正长久地吸收知识。

　　施永青认为子女是独立的个体，作为父母应多提供学习机会，至于人生取向，应由子女自己选择，不过他也会给子女提供意见，希望子女可在风雨中长大，因为这样才经得起生活的考验。

　　第二次“逃学”是在创业之后，当时施永青已是三十出头的男人。首次创业尝到甜头赚到一笔钱后，施永青的逃学精神再度发作，把自己的股份全部送给合伙人，而自己则离开中原地产过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家中的床上饱览群书，天文地理、艺术、哲学，什么都有。

　　身边的人对于他这个决定都大感不解，连女朋友也吓跑。但施永青就觉得既然已经赚到一笔钱够一段日子的生活费，还何必要压抑自己，何不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且施永青觉得人生要丰富，一成不变的生活太呆板，快乐才是生活的原则。

　　不过这段“快乐”的日子只维持了一年左右，按施永青的说法是“之后又被社会压力逼我出山”，重投中原地产的怀抱，直至今天成为香港地产代理一哥。

对革命生涯永不言悔

　　施永青年轻时是有名的左仔。中学时期，他已经关注国家和社会大事，眼看殖民政府管治下有很多不公平现象，因而激起年轻人的正义感。

　　当时，共产党提出的打破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主张，和追求平等自由的理想，深深扎根在施永青的脑海。施永青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更积极参加反英抗暴斗争，因此而被学校开除。

　　暴动过后，他的理想与热情并没有减退。中学一毕业，热血青年施永青就去了工人夜校做教员，一扎根就是八年，直至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后脱离左派。

　　对于这八年的日子，施永青毫不后悔，他觉得这些日子值得回味，因为人的一生中值得你去奉献自己的事情并不多，青春宝贵，要有机会发出火花才有意思。施永青坦言：“三十岁之前，思想不左倾的人，根本没有理想可言；但三十岁之后，思想仍是左倾的，他是不懂得面对现实。”

　　或许是不能忘情于自己的“左仔”生涯，发达后的施永青对社会民生颇为关注。他每月捐钱给乐施会，更曾亲自到云南贵州做“乐施之友”，介绍水稻及牲畜的优良品种给当地农民，帮助他们早日脱贫过上好日子。

　　他还参加苗圃行动，支援内地教育事业。他自己出资在湖南、广东分别兴建了三所希望小学。

短命的打工生涯

　　经过八年的左仔生涯，突然重投社会，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对快三十岁的施永青来说殊为不易。没办法，只好从老老实实从打工仔作起。不过，施永青爱自由和自主的性格注定这份打工生涯的“短命”。

　　施永青作为打工仔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是到新昌营造属下的一间地产公司作地产销售租赁工作。

　　他一开始的职位是练习生。本来他觉得这样的工作应该很好，练习生嘛，顾名思义应该是既有训练，又有学习的机会。不料工作的主要内容只是跑腿。不过施永青并没有失望，觉得工作性质虽然如此，只要个人好学还是有学习的机会。

　　施永青觉得就是因为练习生这份经历，才有机会让他接触公司的不同部门，从而了解一间公司的结构和运作。比如通过给各个部门影印文件，可以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资料。纵然是给秘书差去输入文件，也有机会参看文件，学到更多知识。

　　施永青回忆有一次给部门影印一份价单，他就抓住机会努力去进行市场调查，又亲自跑去别的公司看开售反应，又细心分析当时的地产动向，结果得出结论认为公司的定价低于市场。于是他就壮着胆子直接向公司的大老板进言，指出可以提价开售。大老板觉得施永青言之有理，于是就按他的意见提价开售。施永青的这一意见令公司此一役多赚许多钱。

　　事后，他从存折中发现其月薪由七百元变成一千一百元。按说加薪已超过五成，施永青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施永青不但没有高兴，反而感到不满，因为他觉得不是加薪不加薪的问题，而是原则的问题。公司未经通知就忽然加薪是不合理的作法，因为接受七百元的月薪是他的选择，现在涨薪，又不通知他，谁又知道他愿意选择多少呢？

　　两年的打工生涯，给施永青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他发现自己始终无法适应打工生涯。

　　其中最令他感到不可忍受的有两点。一是报酬与贡献之间巨大的剪刀差。按说施永青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当年在工人夜校一教八年也毫无怨言。不过那时毕竟有信仰在支撑着，现在自己出来打工，到底有点意难平。后来施永青明白了，员工的工资在老板的眼里不是按你的贡献来衡量的，而是按劳动力市场的稀缺程度来定价的。如果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你作出的贡献再大，也不可能得到很高的报酬，甚至还可能被炒鱿鱼。

　　第二点令施永青觉得难以忍受的是，作为一个打工仔，严重缺乏自主性。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不折不扣得执行老板哪怕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构想，而无从找到自身的价值。

　　施永青经过痛苦的思考得出结论，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较高的回报，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做老板。

从一张台做到一层楼

　　虽然在新昌只做了两年，但获益匪浅，为今后从事地产代理提供了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他在新昌遇到了中学老友王文彦。两个人自在香岛中学念书时就脾气相投，此次遂决定携手创业。

　　一九七八年，施永青与王文彦各出资五千元，成立中原地产。两人就在中环万宜大厦一间写字楼里租了张写字台，一个人出去看楼，一个人在家接电话。与其说两人分工分头作业，不如说是为了避免一张写字台坐不下两个人的尴尬。而这可能又埋下了日后二人兄弟阋墙的伏笔。

　　后来公司境况稍好，中原又搬到士丹利街金禾大厦，租了半间写字楼。一九八三年，中原在德己笠街立菲大厦第一次拥有了上千尺的写字楼面。与此同时，中原在业务方面也加大了扩展力度，开始分区、分类别的业务，分别成立了住宅部、铺位部、写字楼部等，住宅部又分港岛、九龙和东西区。

　　不过此后不久中原便遭遇创业来第一次重大挫折。由于香港回归问题提上日程，香港楼价出现大幅滑落，地产代理公司纷纷倒闭。中原虽然没有陷入倒闭行列，也只有苦撑硬捱，才度过生死劫。到了一九八五年，市道开始好转，中原才算赚到一点活命钱。

　　到了一九八七年，公司业务进一步向好，开始设立尖沙咀分行，这也是中原首次开设分行。同年，中原迁入寸土寸金的中环新世界大厦，并租下第五层全层写字楼，事业开始步入快车道。

道不同，兄弟拆伙

　　说起当年的创业生涯，施永青不无感慨的说：“老实说，当初创办中原的时候，对将来并没有太多奢望。只希望能够保本，赚钱比打工多一点就可以，算是胸无大志。”

　　那时，地产代理公司不多，也非人人都是行家，这给了两个年轻人很大的发展空间。

　　施永青当时考虑，做地产经纪，最重要是要有“路数”。所谓“路数”，并非手上客户或盘源，而是指对地产市道的分析，对城市规划、批租条文的精通，对楼市升跌的了解等等。

　　中原就是靠这些“路数”，取得客户信任，并以此为强项，一直坚持培训员工熟悉这些路数。后来加入中原的员工中有很多是大学生，知识水平较高，但同样也要接受地产知识的培训。因为施永青认为，只有具有丰富的地产知识，才能更好地推动生意。

　　同时，中原坚持不炒卖楼盘，独沽一味做代理(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有资金去炒卖楼盘)。七十年代末，香港楼市炒风正炽，施永青却看到专注做地产代理的无限商机。据施永青介绍：“那时美联都是以炒楼为主，两个老板赚了钱去了加拿大，差不多等于退休。后来看到中原做代理生意做到那么大，才返回来！”

　　施永青说，中原给人的印象是可靠的，这种印象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原来，当时许多人身为地产经纪，当客户将盘放给他们时，他们并非将盘口放到市场上去流通，而是自己先买下来，然后再转手卖给其他客户，从中多赚了许多钱。但中原坚持不这样做，因此有了良好的声誉。

　　除此之外，中原还坚持资讯公开的原则，从创立之初，就坚持提供信息给传媒。此举首开地产代理公司一行风气之先。后来，施永青又率先召开地产市道研讨会，演讲评论楼市，发表精辟见解，这一作法一直延续至今，并为同行所效仿，中原的名气越发大增。

　　不过，对于中原和施永青本人来说，最大的转折点是九二年合伙创业老友王文彦离开中原，施永青正式独掌公司开始。

　　王文彦的下堂求去主要是因为两人管理方针的巨大差异。王文彦崇尚法家，认为地产代理有如军队，不听军令，不依法则，如何成军，又如何战胜同行？而施永青则推崇老子，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让员工自己作主，自己打拼。在经历多次冲突之后，由于公司高层倾向施永青政策的人占多数，王文彦知难而退，在九二年选择离开中原。不过王就保留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到今天共收取一点七亿元股息，可算丰厚。

无为而治，成就霸业

　　独掌中原的施永青更变本加厉推行无为而治政策，并具体总结为：分封诸侯，共享成果；中央无位，地方有位。

　　施永青设下“诸侯割据”局面，将集团内业务分成三是多个区域，由区域“龙头”去负责，每个“龙头”在各自的区域内自主经营，包括开设分铺、聘任人员、宣传及经营策略等，而集团则负责部分经费、政策方向及业务统筹等。

　　施永青认为，这一“无为而治”下“诸侯割据”的安排，最有利于员工充分发挥机会，并避免失误，“试问我一个人的脑袋所想的东西，怎能胜过许多个每日在前线作战统筹的人的脑袋呢？”施永青表示，《孙子兵法》中所说“将能而君不御者政”正是这个道理，将军有能力，君王便不用御驾亲征。

　　讲到御驾亲征，施永青笑言，当年公司最“威”时，分行曾多达三百间，如果不是员工“落力”发掘市场，单凭自己能力，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再譬如国内地产，绝非施永青专长，但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开拓业务，照样有不俗业绩，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有位”，让当地员工自己挖掘自身潜能，去尽情发挥。当初总部在这几个城市投资总共不到五百多万元，但到今日每年佣金收入已近亿元。

　　施永青指出，老板不要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最好，最正确，动辄训斥下属“懂什么”，认为下属只需不折不扣贯彻自己的宏伟蓝图就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所谓正确的事情，正确只是表明到现在还没被证明是错的而已。我们有把握的只是证明什么是错的，并从中吸取教训。他坦言这一思想来自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波普理论的核心就是试错。

　　施永青认为老板不要怕下属出错，下属勇于探索新路向、新方法是好事，出错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有很多次他认为下属的作法是不通的，不过就坚持不干预，结果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而且作为一个大公司，最重要就是多元性，大家多尝试，有对有错是正常的。最可怕是从上到下只有一个声音，大家都按老板想法做，一旦错了，就满盘皆输。

　　此外，为激励士气，施永青还大幅提高员工分取佣金的份额。在生意最好的九七年，赚到千万元以上的员工就有十多个。

　　无为而治令施永青省心省力的同时，也享受到“坐地分红”的快感。比如在九七年，全体员工开心挣大钱，施永青更赚得个盆满钵满，一年下来轻松入帐一亿元！

　　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楼市一路狂跌，施永青身处逆境笑容不改，仍坚持无为而治方针，“基本上我都让下属去应付，让他们有自由意志发挥，各自想办法。这样如果有一区想出好的办法，就推广一下，还是从下而上。”

　　施永青相信今年香港楼市会转好，他并笑言一旦公司完全度过难关，他便考虑退休，彻底无为而治，享受生活。

与施永青说“地”谈天

　　记者：您对现时香港楼市怎么看？

　　施永青：香港楼市自金融风暴后已连续三年大幅下跌，今年有一些新的因素，有可能会令楼市在今年转市。一个是利息的下降。前两年银行贷款利率差不多降了百分之四，但是这四厘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到了最近，美联储减息半厘之后，才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发生作用，你从国内来，知道唯物辩证法里面的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要到临界线才会发生飞跃。这个临界线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利息减少到一定程度，令到租金的负担跟贷款利息的负担差不多持平的时候，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有些类别的房子市况已经开始出现好转，比如小单位和楼龄比较高的单位，由于价位较低，供楼已经平过租，所以不少人就选择供楼了。我想买楼的人慢慢就会多起来。

　　在九七之前，我们公司百分之八十的生意是关于买卖的，百分之二十是租的。后来由于楼价一路走低，买房的人越来越少，租房的人越来越多，买和租在我们业务中的比重也此消彼长，直到前不久谷底时买和租的比例达到四比六。

　　但我估计今年这一趋势会逆转，除了刚才说的利率下调之外，还有一个租金的因素。租金已经开始见底上升，现在租房的人都要面对一个风险，就是他的租约两年后到期，房东可能要加租。一方面要面临加租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率下跌，所以我估计今年买楼的人会增加。这是对买卖市场有利的因素，会促进今年整体交投量的增加。

　　不过还需要看今年的交投量能不能吸纳发展商的新盘。此前新盘过于饱和，发展商被迫降价开盘，造成一手市场的恶性竞争，并拖累二手市场，甚至出现二手市场价格高过一手市场，因为小业主对自己楼盘有感情，资金储备又少，不肯像发展商那样降价出售，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意就特别难做。

　　我现在在观察一个数字，就是看市场每个月能否吸纳二千五百个新盘。因为据有关资料显示，今年新盘的总落成量应该是三万，也就是每月二千五百个。如果每个月市场销售量不低于二千五百个新盘，发展商的心就比较定，就不需要跟二手市场抢。从头两个月来看，形势还不是很乐观，还是有压力，不过我估计利率还会下调，交投量应该还会增加。需要进一步观察。

　　记者：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香港楼市无可救药，因为随着经济活动进一步北移，深港交通日趋便利，香港楼市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施先生怎么看？

　　施永青：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深圳的楼市不足以撼动香港楼市。一般现在到大陆买房子的香港人，是打算退休后去住，或者作渡假时用，并不是把香港的房子卖掉，搬到深圳去住。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深圳住，在香港工作，但据香港政府统计，只有大约一千户左右，根本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我公司也有同事，在上水上班，在深圳居住，我发现最近他搬回来了。因为他接了婚，有了孩子，牵涉到孩子要上学的问题。因为一般香港人还不习惯让孩子上国内的学校，因为在内地上学的话，将来到香港来工作生活就有问题，一个是学历不一定承认，再一个竞争能力也成问题。当然也有国际学校啊，但一般到深圳居住的香港人都是收入比较少的人，一般没有能力供孩子念国际学校。能去的一般是外国来的在深圳工作的高层人员，香港人一般香港也是送孩子去政府办的公学，免费的，怎么可能去国际学校。能够送孩子到国际学校去，都是收入最上层的人，这些人不会选择到深圳去住。

　　我说深圳乃至珠江三角洲的楼市不会对香港构成竞争，还可以从以下几点看。比如深圳与上水的楼价相比，深圳差不多四、五百元一尺，上水约二、三千元一尺，相差约四、五倍。而上水跟沙田相比，只相差二、三十个百分点。这就表明不仅仅是交通时间，距离等问题，还有个综合环境问题，比如政治、法制、文化、社会氛围等。这些巨大的差异不会随着二十四小时通关就能解决，通关只解决交通时间，而交通时间只解决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楼价的问题，而不会解决四、五倍所反映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 已经说了，要五十年时间。五十年不变嘛，就是要解决这些差异。现在我更乐观一些，但恐怕也要三十年时间。

    现在有一些香港人，他们在大都会的竞争能力越来越小了，应该去国内生活，没有关系，就像国内有竞争力的人士应该到香港来生活一样。

    记者：您的无为而治常为人津津乐道，这一管理方针的确定更多是由于您性格方面原因所决定，还是地产代理这一行本身就需要无为而治呢？

    施永青：性格方面原因当然有，不过我更多是从人在怎样一种环境下工作更开心，更觉得生命有意义的角度来考虑。因为马克思曾经讲过，资本主义大生产对人的最大伤害是对人的异化。除了上层之外，大部分人做的都是自己不了解，不自主，不喜欢的工作，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在整个公司的运作中占什么角色。

    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断做自己喜欢的事。大陆以前要求人做螺丝钉，其实做螺丝钉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雷锋。在香港也一样，老板决定了一套，下面人只管去做，为企业挣足最大利润。员工为了一点菲薄的报酬，牺牲个人的意愿。

    所以我想给员工个人充分的自主空间，这就要减少上面的干预，上面要无为，下面才有为。我这样做，更多不是从竞争角度考虑，而是从人文主义角度着眼。

    当然我们这个行业，因为是做二手市场，比较容易做到无为而治，事实上也不是每个行业都能做得到的。

    记者：去年科网发展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路程，发人深省。中原的内部网和电脑化在业内算是开展得比较早，做得比较好的，面对去年的科网狂潮，为什么能保持淡定，而不是跟风搞转型，发展资讯大计？

    施永青：在去年年初我就说现在网站所走的路是错的。错在这些网站的发展战略给那帮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和股票公司所定下来的上市条件给扭曲了。为了上市，为了筹集资金，他们不得不按根本不懂网业的投资者的要求去操作，去追求什么“浏览量”、“点击率”，因为投资公司说一个客户值三千美元。于是派礼品，发奖金等争取客户，像当年有线电视刚出来时那样，这哪里会是客户，这是贪便宜的小市民嘛。你送钱给他，他就来了，你要收他费，他就不来了。

    另外还有外力，比如传媒，就应该被批评，当时他们报道一些网络公司租下很多写字楼，说什么现在能租多少写字楼，就表明将来能做多少生意，骗小孩子都不行啦，居然会有人信。

    还有更可笑的说法，说什么你现在愿意亏本，就说明你有眼光，愿意为将来投资。现在不亏本的公司，将来没有价值。这些东西都讲得出口，传媒也跟着吹捧。

    资讯科技主要是改变行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有利于资讯公开，权力下放。资讯科技所要实现的目标跟我的无为而治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做决定。另外，消费者得到信息越多，越能也更愿意作出消费决定，这可以促进市场的交投量，令大家收益。国内房地产市场不活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消费者无法充分掌握信息，心里没底。

    记者：当年您和王文彦各出五千元起家已被传为佳话。人们感觉现在市场的门栏很高，要创业需要高学历，如MBA等，还要引进风险资金，创投资金等，颇令人望而却步。您怎么看？

    施：美国政府做过统计，发现在他们国家创业的人大多数是移民，很少是大学生。香港也是一样，越是大学生，越少创业。因为社会给高学历的人已经安排好位置了，他们属于建制中人，会有不少既得利益，觉得创业风险太大。反而是建制外的人，路路不通，要靠自己创业。另外一些就是自主性比较强，无法忍受替别人打工的人，他们要自己创业。

    也不能说过去创业就比现在容易，机会总是有的，当然大家都看到的，就不叫机会。关键是要有变化，两方面，一是外界出现变化，比如资讯科技就带来很多创业机会；另一方面，自己要懂创新，有新思路，你现在再拿五千元来搞地产代理当然不行啦。

施永青妙语录

    香港应该对内地全面开放

    “什么引进专才，香港应该对大陆全面开放，只有这样香港才有竞争力，你看纽约，伦敦，有没有说全国其他地方人不能来，要专才才能来，就是因为集中了全国的人才，纽约才会有现在的辉煌。

    “香港要保持国际性大都市地位，金融中心地位，就必须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现在有些人才给美国抢去了，剩下的大多数去了上海，北京等。人家上海有本事吸引人才，你香港吸引不到，以后就会麻烦。本来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应该比上海有优势，却不充分利用，是很可惜的。”

    让李柱铭做特首好了，没什么大不了

    施永青畅言香港政治时妙语迭出，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中央治理香港，要么全部放开，要么全部收紧，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不汤不水。

    全部放开，就是像* 说的，要相信人民群众。香港老百姓愿意选李柱铭做特首，就让他当选好了。香港可能会乱，会倒退，但相信不会坏到哪里去。这样一来让香港人感到痛，就不会再轻易被民主党迷惑。就像不经过工党统治的痛苦，英国老百姓也不会支持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样。

    至于全部收紧，就是说像当年英国人派总督一样，从大陆派人过来，然后从七月一日起全部收紧，港督当年也有情治系统嘛，然后再一步步放开。西方当然会骂，但是生意还会照做。

    九七年时收紧比较容易一些，因为香港人有心理准备，现在想收紧就比较麻烦一些，搞得双方越来越对抗，对香港、内地都不好。

 
卖汉堡包好过卖鲍鱼

    施永青表示，不喜欢和发展商走得太近，尤其是和固定一家发展商。因为万一哪一天他不高兴了，不给盘做了，自己就非常被动。再说，如果过分依附某家发展商，失去自己的判断和意见，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代理商。

    所以中原喜欢做散客，做二手代理。施永青将这种作法比作卖汉堡包，认为好过卖鲍鱼。“卖汉堡包虽然赚得少点，但是比较自由，就算是李嘉诚来买，一样要和菲佣一起排队，我不用特别招呼他；但卖鲍鱼就不同了，你看阿一鲍鱼，你要去吃大一点的鲍鱼，阿一要亲自来招呼你，还要跟你介绍这鲍鱼是从哪里抓来的，怎样晒，又怎样煮。我这个人，喜欢多一点自由，所以我情愿卖汉堡包，不愿卖鲍鱼。”
 

有毛有翼都不辞职，就是不出色

    讨厌受压制的施永青，除了以无为而治的方式管理公司外，还不时鼓励员工自己创业。他笑言：“如果你有毛有翼都不辞职，就是不出色！”施永青解释说，希望公司可以时常换新血，并且有许多下属等待升职，“再不走，就要杯酒释兵权了！”

 
搞政治其实就像拍拖

    九五年时，施永青有心从政，欲组织“私产党”。对于他的招牌笑容，有人感到亲切，有人就说他是“笑面虎”，于是有朋友建议他找形象顾问，好好设计一下。施永青就说：“简直多余，搞政治其实就像拍拖，要让对方爱上真正的你，不要以虚假形象招来错爱。”说时又亮出招牌笑容。
 

革命比爱情更浪漫

    施永青到三十五岁时才结婚，他称自己年轻时不屑谈恋爱，“革命比爱情更浪漫，原因是爱情只会引起幻想，想象的全是美好形象，但革命所追求的更广更阔，当中小我能化为大我，所引起的幻想还要丰富。”
 

过好生活比过好生日更重要

    施永青最不重视每年一度的纪念日，他认为既然每年都有就不需要特别纪念。所以他从来不会为太太或子女安排生日会或结婚纪念日节目，因为他认为重要的是在平日对家人好。施永青说：“过好生活比过好生日更重要。”他曾经在儿子的生日那天，送一粒糖给儿子，一方面是开个玩笑，另一方面告诉儿子礼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爸平日爱他。

    施永青是不是从不送礼物给家人呢？施永青说：“兴之所至时我便给家人礼物。”
 

施永青简历

    施永青于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出生，原籍浙江宁波，四岁时来港定居，一直在港接受教育，十九岁毕业后便开始工作。

    毕业后施永青当了八年教师，后转往地产代理公司担任练习生。二年后，与朋友每人各出五千元合资开设中原地产代理公司，开始地产代理的事业，八五年开始有盈利。

    施永青已婚，育有二女一子，年龄由六至十四岁。

中原简介

    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一九七八年成立，现已发展成香港最具规模的地产代理公司之一，员工超过一千九百多人，分行超过一百七十间，每年促成的交易以百亿计。

    中原除代理各类楼宇的租售外，还雇有测量师为客户提供各项专业服务。此外，中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及大连也设有分公司，积极拓展内地业务。

 
“中原”名字的由来

    中原地产公司是先有英文名字Centaline，后有中文名字。因为创办中原之初，除王文彦外，本来还有另一个拍挡。这个拍挡以自己的贸易公司名字作为地产公司之名，不过后来他就没有加入。

    施永青说，Centraline里有个中字，中什么好呢？当时他和王文彦都有民族主义倾向，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以前又有问鼎中原、逐鹿中原的故事，就决定叫中原。

    施永青曾作一首《中原之歌》来宣扬他的“中原精神”。原文如下：

中原之歌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怀着“各自”目的，风云际遇，逐鹿中原。中原引发我潜力无限，中原汇集我们各展所长。有猎获齐共享，有功勋独封疆。中原助我完成理想，我在中原生活舒畅。

    中原之主敬天无为，中原之师无所不为。我们不靠权势关系，但得道自然多助。我们没有标榜兵强马壮，但市场先河多由我创。我们公开资讯，买卖各得其所。哪里有中原，哪里就有交投活跃。香港有今天的光芒，中原也出过一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