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诗歌的孩子，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这是作家刘醒龙获茅盾文学奖小说《天行者》里，一位乡村小学校长说的话。

现实生活中的刘醒龙，也常常不吝对诗人的夸赞。他甚至认为诗歌是生活必需品。

在他35岁时，发现了罗田县三里贩镇一位20岁叫阎志的林业勘测员，工作之余写得一手好诗歌，深为赏识这个年轻人的才华。

自此，已在文坛初具声名的刘醒龙，对他的黄冈小老乡阎志时有关照，甚至三次为其介绍工作。

伯乐刘醒龙未曾想到，19年后的盛夏七月，当年的青年诗人阎志，会成为市值百亿的香港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成为湖北首富。

而刘醒龙本人，也在阎志赴港上市38天后，凭借小说《天行者》摘得中国文坛最高荣誉。

两个来自黄冈的“书生”，19年前的一次命运交叉，究竟能带来多少人生想象？我们试图展现的，是“商界新贵”阎志和“文坛大家”刘醒龙，两人命运的碰撞，交叠，还有遥相辉映。

老宅旧事

从罗田县到三里畈镇需要倒两趟车。

中途换乘的城西车站仿佛是这个小县城的临界点，那辆加塞了很多座位的巴士在沥青路上肆意飞驰，风声灌耳，一下就甩开刚才还隐约可见的市井繁华。

沿途偶尔闪过的砖房，有些老旧的路牌，茶儿埦，鸟雀林，六家坳……一度让我疑心阎志的老宅将很难寻找。

未曾料想在一个拐弯后逐渐人烟稠密，最后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向街口围坐打牌的人打听，有人伸手一指：“你说阎志？前面那个两层的房子就是。”

顺着他所指望去,是一座紧邻路口第二家的水泥楼房，看似尘封多年，门窗紧闭，旁边储物间的大红铁门上锈迹斑驳，有调皮小孩用白色粉笔画上的各种涂鸦。

阎家老宅对门印刷厂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阎志之后在旧宅临街一侧帮他大姐修起一栋三层楼房，后面那栋只露出一角的黄色瓷砖洋楼则是他父母住所。

“只是现在路被封住了，外人进不去。”老人说，阎家二老已被儿子接到武汉，七月半祭祖短暂回来住过几日。

而就是这几座阎家老宅，现在俨然已经是这座小镇的中心：周边店铺林立，甚至集聚着几个在本地装潢还算中等的酒楼。老宅拐角过去就是阎志工作过的林业站，他少年时代读过的中学也在不远。

三里畈高中曾经教过阎志的老师，还有林业站曾和阎志共事过的同事大多已经调离或者退休。倒是高中副校长杨海对他还有些许印象：“是90届毕业的学生，腼腆，当时在学校小有名气，是学生通讯社创始人，组织了个文学社叫《露苗》。”

当年阎志还送了一本自费出版的诗集给他。“我记得是叫《风铃》还是什么，”他说，“可惜这么多年过去已经遗失了。”

而对于老师印象中这个“文采非常”的孩子，在镇上大多数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老辈看来，还不如他“在汉口做很大的生意”记忆深刻。采访中甚至有人试探着问：“他应该算是我们三里畈最有钱的人吧？”

倒是那些年轻一辈表现踊跃：“知道，报纸上说他搞地产的，是湖北首富。”

和阎志同辈的人，很多已近跳离这个小镇。当年和他高中毕业后一起在镇上办过星河文艺书社的兄弟，丁志一已经于几年前去世，金一去了镇江，胡择威和雷贵权经多方打探也未能找到。

尽管1992年阎志即离开三里畈，但在这个镇子上他还是留下了许多不甚具体，甚至无法求证的传说。和阎家老宅相隔不远的一家理发店老板娘说：“听说他原来在街上开服装店，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人打了一架去的武汉。”末了她又笑嘻嘻加上一句：“我也只是听说，他走的时候我才一两岁呢。”

果然这个说法马上被人否认，路口开杂货铺的胡志国称阎志根本没开过服装店，只是他母亲原来是镇上服装厂的女工。他说：“原来我们一个厂的，只是不是很熟。”

镇上大多数人对于阎志的的记忆都遥远而模糊，尽管每年他都会开车回家省亲，但却和这些因为做生意而流动性颇大的街坊们并无太多交集。

那座在周边几座楼房包裹下，只露出一角的黄色洋楼在镇上的人们看来充满神秘。“之前我家的窗子就对着他家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在镇上开餐馆的陈红说，“每次阎志回家之前，他爸爸都会找很多工人将房子打扫干净。”

这次阎志问鼎湖北首富，他的家人也并未在镇上过多提起。倒是前年阎父80大寿的隆重让镇上的居民时隔两年后提起，仍然记忆犹新。

据说那天阎志大宴全镇，“不管认识不认识，送礼不送礼都可以去吃”。对于那天摆酒席的餐馆说法存在分歧，有人说是两家，有人说是很多家，但一致回忆：“放了好多礼花，非常气派”。

命运转折

将时钟倒拨20年，当时阎志还在罗田林谷山独自跋涉。

1972年出生的他是家中独子，上面有5个姐姐。当年他出生的时候，算命先生掐指一算：“五朵金花一树红”。

而高二那年，阎志父母双双得病，他只得退学回家照顾。父母康复后，阎志来到父亲任职的林业站工作。首先开始是刷标语，之后又被派进深山做林业勘测。

直到1992年，阎志的诗文被当年已经是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干部的刘醒龙发现并赏识，将他介绍到黄冈文联《鄂东文学》担任编辑。谁也没想到，这场本来只是文人间的惺惺相惜，成为一场命运轨迹改变的开始。

虽然并非一路坦途——两年后刊物并未支撑下去，反而欠下8000元的债务。怀揣最后的200元钱，阎志来到武汉。

即将弹尽粮绝，刘醒龙又一次对他伸出援手，介绍其到《市场时报》成为一名编外记者。尽管表现突出，但几个月后没有户口和住房的阎志依然成为报社裁员的对象。

阎志带着自己仅有的2000元积蓄，说服两个朋友一起凑了6000元，开了一间“蓝白文化传播工作室”。他们策划出第一个方案就是“武汉老字号”，希望重振武汉百年老店。但经验不足，钱很快打了水漂。

自己的钱搭进去不打紧，让阎志难受的是“将朋友拖下水”。他变卖了所有当时所能变卖的东西，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大活人。怎么办？8000块钱卖自己！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阎志拿着方案就冲出门。

当时，他兜里只剩下最后的10块钱。那天晚上打的将女友送回家，他连坐公汽的钱也没有了，只得步行回来。

终于有一家广告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他的方案，不过，他只愿出4500元。阎志拿着“卖自己”得来的钱，还给了朋友。

几个月后，再次失业的他来到《良友》杂志社。第一个月他拿到了500元工资，还未及高兴，杂志社领导轻蔑地说：“其实你不值500元。我发给你500元很冤枉！”

现在阎志再谈起那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言语平静，不忘调侃：“如果他当初给我一个很好的环境，我可能还不会出来。”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这家杂志社，将自己关进出租屋，没日没夜地赶写一本书：《天若有情》。值得庆幸的是，这本描写香港歌星刘德华生(博客)（微博）活与性格的书，为阎志换来了2.5万元的稿费。

对待这个勤奋的年轻人，命运是如此的回环曲折，有时残酷，有时幽默。

曾经裁掉阎志的《市场时报》因为经营不景气，准备出卖广告版面。因为这份行业报发行量有限，一时乏人问津。阎志却敏锐地从中窥见蕴藏的商机，果断承包下这家报纸的家电广告专版,并以此依托开创了全国第一家VCD专号，与当时的新科、爱多、万利多等展开合作。

1996年12月16日，阎志的“卓尔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到1999年底，卓尔传播借助《市场时报》合作模式，首先在省内推行“品牌代理制”，与武汉14家纸媒“合纵连横”，开设《家电专版》，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的家电品牌。卓尔传播也在短短数年内累积资产达5000万元，成为当时湖北地区最大的民营广告企业。

问鼎首富

自2001年起，除去广告，阎志将卓尔的触角延伸至生物、食品、教育、纺织等多个行业。

但他慢慢发觉这种多元化的收效并不尽如人意，到2004年他开始逐步退出这些领域，专注公用物业开发。先后开发了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NO.1企业社区、武汉客厅、卓尔·湖畔豪庭、卓尔筑锦苑、襄阳客厅、滨海客厅和中部物联港等项目。

对于进入这一陌生领域，阎志也坦言，2005年下半年才进去的自己是个“后来者”。但他同时也分析，若投资住宅建设很难赶得上万科、保利等成熟的住宅开发企业。但在当时的非住宅业，省内外还缺乏范本，“这恰恰是卓尔的机会”。

“随着沿海企业内迁、武汉中心城市地位凸现、武汉城市圈实施一体化，公用物业在武汉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这是大势所趋。”阎志说，“当别的企业在做住宅地产的时候，我看准了产业发展和商贸平台；当别的公司盯着A股上市的时候，我看到了H股的潜力。”

他对《鄂商》表示，对于汉口北这一项目，他当年只是出于“宜商”考虑。阎志也曾多次不厌其烦跟媒体强调：“汉正街和汉口北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只是一个承接。”

“汉正街到了一定的时候，它的业态就要升级，区域的功能就需要提升。他的传统业态、批发业态就应该外迁出来，对不对？”他反问道，“那么我们就是承建它的外迁。汉正街的潜力、价值，做批发的话现在来说没有最大化。”

“我2007年开始做汉口北，那时候有谁预知汉口北要搬了么？没有。只是我看到了汉口北这样一个区位优势，就是这个地方适合发展现代的，新型的商品集散地。”他表示，“而我在做汉口北的过程中，汉正街的问题出现了，而此时的汉口北正好具备这样一个承接能力，于是这种转移构想顺理成章出现了。”

而他也许更加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囊括汉口北和武汉客厅等项目的卓尔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上市，他会一跃成为湖北首富。

2011年7月13日，卓尔发展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交易，截至当日下午4时，以3.09港元/股收盘，公司总股本为35亿股，市值108.15亿港元。持股85%的阎志以总身家91.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76.32亿元）成为IPO新贵。

此次上市，卓尔发展共发售5.25亿股，首次融资15.18亿港元，规模为2009年A股IPO重启以来14家湖北新上市公司平均募资额的两倍。这次上市，卓尔发展创造了多项第一：是香港主板市场第一只“武汉概念”股、第一只批发市场概念股。

对此阎志表现淡然，虽然认为“市值被资本市场低估”，但也并不在乎这一纸上财富。

于他来说，生活并未因为这一头衔而有什么太大不同。他依然偶尔约三两好友喝茶聊天，被服务员告知不能抽烟，“坐在那里，郁闷一个下午”。

就如他去年出版长诗《挽歌与纪念》在后记中所言：“这与我十多年前草率出版作品第一版大相径庭，记得那时候我对于出版和发表是迫不及待的，而今似乎从容了些。”

从林谷山刷标语的少年到编外记者，再到经历蛰伏后的湖北首富，他终于在39岁迎来爆发。但又或许，在他眼中这只是人生的又一次起承转合。

《鄂商》独家对话阎志：我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

《鄂商》：聊聊刘醒龙老师吧。

阎志：（笑，纠正）什么老师，我们是兄弟。

《鄂商》：你怎么评价他？

阎志：他是中国少有的，杰出的作家。是有成就的，有自己代表作品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有自己根的一个作家。以他的才华和积淀，在未来世界上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鄂商》：你的这本《挽歌与纪念》带有很大自传体性质吗？

阎志：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多多少少带有作者的影子。就算写小说，也有他的生活经历。但是完全理解成自传就狭隘了，像这个诗里面写的，我没有讨过米，也没有流过浪。

所以不能简单这么认为，只能说精神上有些东西有自传性质。这里面有些东西很偏激，现在我再来写呢，可能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偏激了。

《鄂商》：为什么不那么偏激了？

阎志：历练吧，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

《鄂商》：作为一个很文化的商人，你是怎么在这个斗争很凶猛的商战中站稳脚跟并且走到现在？

阎志：做得好得永远是少数，还有多少半路倒下的呢？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鄂商》：你怎么平衡作为一个地产商人，同时又作为一个诗人的角色？商人攫取利润，而诗人又要保持内心纯净。

阎志：我不是地产商人，汉口北也不是地产，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物流商贸平台。

一个人一辈子有很多角色，我写诗，也做企业，是个父亲，也是个朋友。有的人角色多，有的人角色少，有的人精彩一些，有的人黯淡一些。我就力争精彩一点。

《鄂商》：天下置业的陈潜峰跟你算是老友，他评价你特别“霸气”，执行力很强。你这么认为自己吗？

阎志：是霸气还是大气？（笑）有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强势一点，那是因为我想把事情做好。

《鄂商》：06年你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希望5年后退休”，结果5年后你成为了湖北首富。

阎志：人每个时段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就有责任，有时候我也想现在停下来行不行，不行。你得把事情做好，把公司做好，对股东负责。

《鄂商》：你对于汉口北最初的构想是怎么样的，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

阎志：首先要弄清的是，汉正街和汉口北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只是一个承接。并不是我知道汉口北这个地方要搬了，针对这个情况做的汉口北，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情况。

我2007年开始做汉口北，那时候有谁预知汉口北要搬了么，没有。只是我看到了汉口北这样一个区位优势，就是这个地方适合发展现代的，新型的商品集散地。而我在做汉口北的过程中，汉正街的问题出现了，而此时的汉口北正好具备这样一个承接能力，于是这种转移构想顺理成章出现了。

《鄂商》：除去汉口北，你还做了武汉客厅等项目。卓尔是如何取得政府信任将这些工程承接下来的？

阎志：（笑，摆手）不是交给我，武汉客厅不是政府要做，是我策划的项目。它顺应文化、商业和会展产业的发展，适合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所以才能推进下去。

所以现在有人说，阎志后面多少领导支持啊，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其实我就是一个写诗的，（指桌上的诗集）看这本书就知道我什么背景。

现在武汉客厅的价值还没真正发挥出来，再等个几年，武汉客厅的价值绝不亚于汉口北。

《鄂商》：你对于商业的敏锐度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

阎志：诗能帮助我，诗能培养一种文学敏感。你看刘醒龙多敏感。

《鄂商》：回顾从最初的编外记者到湖北首富，你有什么感慨？比如有媒体报道，你当时在《良友》杂志工作的第一个月，编辑给了你500块钱，还说了一句挺伤人的话“其实你不值500块，我给你这些钱很冤枉。”

阎志：这就是过程。人一定会有经历，一定会有挫折。

你是不是想问我对他有没有仇恨？没有。如果他当时给我一个好的环境，我可能还不会出来。（大笑）

《鄂商》：你当时在武汉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阎志：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不下去了，要把自己都卖了，就是那个8000块钱的典故。

《鄂商》：你现在成为这个身份之后，觉得再卖自己的话起价多少呢？

阎志：（大笑）那不知道。要买我的人那可买不起。

《鄂商》：在香港的上市你还满意吗？

阎志：卓尔的股价还可以。但是被严重低估了，也不说严重吧……确实被低估了。

因为现在一个资本市场的情况也不好，再一个香港市场找不到我们类似的一个东西，他们不懂什么叫做批发，没有概念。

《鄂商》：你怎么看待这个首富头衔？

阎志：不提也不关心，也不希望媒体宣传报道。在湖北可能是，拿到全国一比算多少，所以没什么意义的。

《鄂商》：你现在还跟一些诗友一起参加活动吗，比如说车延高和刘醒龙？

阎志：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办刊物，《中国诗歌》，那肯定是有接触。

《鄂商》：你对于成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阎志：聊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但忘记具体是谁说的。就是现在的中国如果存在问题，就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太单一，要么当大官，要么赚大钱。

这个社会不可能全是这样的。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吗？不是吧。如果说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以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还能有一些稿费收入，你就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幸福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社会才是健康的。

《鄂商》：这么多年的商海沉浮，你有没有总结什么经验？

阎志：守正出奇，和而不同。

《鄂商》：你的商业生涯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挫折，或者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惑？

阎志：整体来说过程中有困难。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惑，但是也不能跟你说，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你能理解成我失败吗？没有。我还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可能马上我还有一家公司上市，我手握现金几十亿，是不是？

但是当我遇到一个很重大的症状，或者一个很重大的困惑，你也不能说它是失败。就我刚才说的衡量成功的标准，你不要随意把你的很多经历理解为失败。

有一句话很深刻，可能对你都有用：“每天早晨醒来，我都要感谢上帝”。你说是不是，你可能醒不来，人一睡过去就是混沌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淡定一点，不要去计较一些东西。你去努力了，去做了，那这就是一个珍贵的过程。

《鄂商》：你平时有开博客和微博吗？

阎志：我不写博客，也不发微博。第一需要时间打理，第二网上参差不齐，你说犯得着吗？我把作品贴在那里，有人说好，但是总有人喜欢骂你两句。

我既不听，也不看。偶尔有时间看下新闻，搜一下“卓尔阎志”，还好基本没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有一点也很正常，看看就过去了。

留言没法过滤，这就是微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发出去了再想去更正来不及了，而且看客很容易激动。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私奔帝”王功权，本来只是个人的私事发出去，再过三四天觉得不行要回头，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搞得全中国都知道了。

我们有寄托，有些时候有些事，有些感慨就写些东西，看看就完了。我骨子里头还是一个传统的文人。

《鄂商》：你在工作之余还保持写东西的习惯么？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出来？

阎志：肯定啊，没事就写一点。作品大概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吧，诗歌小说都可能。

阎志被称为中国诗人群体“归来派”代表。

在这批诗人的少年时代，文化还不是严肃的事情。他们被卷进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因为生活的困顿放笔谋生。

而今，人近中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类角色的他们重新归来。

记者手记

阎志：归来者

一

还未到晚茶时间，香格里拉高层的茶餐厅空无一人。墙上的CNN频道被静音，顶灯打在阔叶植物上，落下滑腻光晕，角落里的钢琴声，愈发衬得窗外天色灰蒙。

阎志大步走进来，速度很快，绕过沙发的时候甚至卷起一小页稿纸。

简单的寒暄，落座。看到桌上摆放着他的诗集《挽歌与纪念》，阎志显出有些讶异，笑着伸过手来，抽出的却是底下的《商业领袖访谈录》。

他捧着这本书饶有兴致地翻看，间或笑着摇头，抬头讲出这次采访的第一句话：“十五年前，我就是干这个事。”

他所指的“这个事”，是指最初来武汉时候的记者生涯。

这段不到4年的经历后来一度成为纸媒对他报道时反复运用的励志桥段，对于其间的困顿回转，阎志笑着谈起，并未遮掩或者讳言。但同时也强调了一句：“其实我已经不怎么讲了，最怕写成青年创业艰辛曲折的故事。”

为调节谈话气氛，我将他与中坤集团的黄怒波类比，后者也写诗，时常笑容可掬，却又坚硬无比。

话音未落，阎志便说：“诗肯定比他写得好，两个级别的。”

在他身上，似乎还没有太多商人的世故与狡黠，仍然保留着文人之间小小的相轻，还有耿直的骄傲。

而在其后的谈话中，除去卓尔上市，汉口北以及武汉客厅，更多的时候他更愿意谈起他的诗歌。那本记者带过来的诗集不时被他拿起，摩挲，翻看，并认真征询：“怎么样，写得还可以吧。”

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像一个受到表扬的孩子那样突然开始害羞。很难想象，在这个充满“资本原罪论”的社会，他是如何保持内心的纯净和诗人的品性？又是如何在这些必定要戕杀夺抢的战争中保证自我不受纷乱外力的拉扯？

二

他的一切低调而又神秘，审慎而又传奇。倒是卓尔上市后，一篇草根博客道出了某种世俗心声——《谁说中国诗人穷光蛋》。

当我将这一系列疑问罗列说予阎志听，他哈哈大笑。对于赋给他的首富身份，他不予置评，认为“没多大意思，不提也不关心”。但同时他又对最终公布的集团市值略有微词，认为“被资本市场低估”。

有些时候，在这个年仅39岁的中年男人身上显现出一种类似处世智慧的矛盾：他的高傲与随和，他的霸气与腼腆，他的悲悯心和攻击性，他内心的庞大力量和柔软角落。然而就同他所说，这些只是角色，不是面具。他写诗，是老板，是一位父亲，也是许多人的朋友。

我建议聊聊曾经发掘他从黄冈来武汉，就在前几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刘醒龙。为示尊重，我特地称呼“刘醒龙老师”，他笑，予以纠正：“什么老师，我们是兄弟。”

而对于当初作为编外记者时，《良友》杂志那个甩给他500块钱，并称：“其实你不值500块，我给你这些钱很冤枉”的某位编辑，我小心斟酌着问题，拐弯抹角问起。他直接打断：“你是不是想问我对他有没有仇恨？没有。如果他当时给我一个好的环境，我可能还不会出来。”继而哈哈大笑。

至少在这段聊天的短暂傍晚时光，阎志表现得确实更像一个诗人，鲜衣怒马，快意恩仇。

但是回归商场，他却突然好似垂柳化作黄荆。他曾经敏锐地觉察出某种机遇的到来，并毫不掩饰对于汉口北和武汉客厅项目的小小得意：“有的人没有看到，有的人看到了没有做，我做了，就归我。”

谈到兴起处，他甚至主动提到“后台”一说。之前他当选首富之时，有关他的各种猜测甚嚣尘上，百度中甚至出现“阎后台志”、“阎志夫人”的询问标签。

“我就是一个写诗的。”阎志这样总结，“看这本诗集就知道我什么背景。”

这点得到了阎志老友，天下置业董事长陈潜峰的证实。他和阎志同为家中幺儿，从记者转行地产，私交甚好。早年他拥有一辆海马汽车，阎妻每每总是表示羡慕：“你看陈好有板眼。”（方言，比喻主意多，会做事）

三

从当年罗田林谷山刷标语的沉默少年，到如今的湖北首富，阎志却像牡蛎藏珠，愈沉愈掩。除去与集团相关的事务，他越来也少出现在媒体面前，而且决口不谈个人。

“我接受过比较长时间的采访大概就两次，而且是好几年前。”他甚至清楚记得那两个记者的姓，“一个是《深圳青年》的小孟，一个是《武汉晚报》的小李。

这次约访，也历时两个月，过程漫长，峰回路转。

我是在临近截稿的8月26号中午突然接到阎志电话，他说：“我接受你们采访。”但是再三强调“不要带摄影记者”。

和许多同等地位的人一样，他身上有一层包裹坚硬的壳，或因低调，或因审慎。

而此刻当他坐在面前，有东西被慢慢敲开。

那本绿白条纹封皮的《挽歌与纪念》，阎志写改增删的时间跨度长达15年，正好覆盖他创建卓尔至今的路径。其中他反复提到山林和田野，流浪，少年在城市间的孤独、挣扎、彷徨还有沦陷：“我的过错来自我的成长／不，不完全是／更多的来自城市／遥远刺目的光芒”、“我学会在这座城市出售自己／并且还发现／人们都在出售自己”。

阎志并不认同那本诗集是他的自传，只是“带有某些影子”。他告诉我，这首长诗最初完成的时候只有9章，最后定稿为12章。原本最初是以《临终的风暴》结尾，但是觉得基调太沉重，斟酌再三，决定加上《开始》。

在《开始》的最后一节中，他写道：“我们要建一座城／在一座城市开始的地方／用坚强、勇敢和决心建一座城／用于纪念／用于重生”。也许他当初写下这一句，只是出于整体结构考虑，但是和他如今在殷商古城遗址——盘龙城大兴汉口北联系起来，却又有一番奇妙意味。

在那首186页的长诗里，他做出了某些妥协与退让，然而在现实中，或许又何尝不是。在2006年接受《武汉晨报》采访时，刚涉足商业地产的阎志对于无暇写诗表示无奈，希望“5年后退休，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专心写作。”没想到5年后，他成了湖北首富。

不知这个头衔对于自认“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除去人大政协会议，其他活动极少露面的阎志来说，算是荣誉还是负担。就在谈话间隙，他的电话也不时响起，斜靠在沙发上的他满脸笑意，关心某位长辈的健康，安排某位晚辈的招待，对下属交待当晚需要办理的事情。抬头抱歉一笑，对我说：“你看，我是真忙，不是假忙。”

临近告别，记者请他在诗集扉页签名。他爽快答应，俯身刷刷写下：“曹栗小妹，批评，阎志，2011年8月，武汉。”末了不忘解释：“这本书是你买的，要是我送的，就是雅赠了。”

刘醒龙：小说是我的安身之物

2011年8月20日，湖北作家刘醒龙凭借小说《天行者》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后的第三天，武汉市文联办公室楼下挂着“热烈祝贺刘醒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横幅，大厅里有电视台的记者正在等候。《鄂商》记者在三楼《芳草》杂志社主编室，和刚刚用完午餐的刘醒龙聊起获奖之事，得知获奖当日面对众多媒体，秉性直接的刘醒龙曾对个别记者说：“你们记者怎么问这种问题，太没水平了。”

这次，当记者将话题由《天行者》转入阎志时，刘醒龙亦是直接拒绝：“不谈商界，关于阎志的事情我是不会说的。”至于原因，难以琢磨。在少有的关于他与阎志的资料中，唯有他曾为阎志早期散文集《黄昏小札》作序：“阎志比一般同龄人成熟。”

十年磨一剑

刘醒龙清楚地记得，那是8月20日10点22分，他正在游泳，听到电话响，从泳池里爬起来，电话那边刘醒龙的朋友——中华读书报的资深记者告诉他，《天行者》获得茅盾文学奖。听到这个消息，也许是冰凉的水珠掩饰了心情，但在内心深处，他是愉快而轻松的。

正在上奥数班的女儿见到获奖后的爸爸，给了他一个吻，他说：“这是最好的祝贺。”几个小时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话一直被电话打断，刘醒龙握着发烫的手机对记者表示歉意。从20号上午10点到22号下午5点，他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电话总计163个，收到短信750条。有朋友竟然比刘醒龙还激动，在知道消息时，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

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四年才评选一次，其荣誉不言而喻。在《天行者》之前，刘醒龙曾两次与茅奖失之交臂。2003年，《威风凛凛》入围茅奖前二十；2007年，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七进四时被拒之门外，这本小说采用恢弘的历史题材，内容从上世纪初跨越到六七十年代，刘醒龙用了六年的心血，反复揣摩，先后开头三次，废掉17万字。

八年过去，刘醒龙在递交推荐表之前，前两次的失败练就了他的淡定，他做好了出局的思想准备。递交推荐表之后，他每天都会看微博，关注茅奖的评选情况，心情是矛盾的。《天行者》在第三轮的评比中，获得满票，刘醒龙颇感意外。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刘醒龙说：“茅奖是阶段性的，写作是毕生的。为了获奖而写作是可耻的。”

和《圣天门口》不同，《天行者》2009年元月开始到完工只用了三个月。这也许与10年前的《凤凰琴》不无关联，同样是讲述乡村教师的题材，《天行者》被很多人称为《凤凰琴》的续集。

以民办教师转正为主线的《凤凰琴》曾经让无数人为之落泪，在偏远的乡村，甚至有民办教师将其当作经书来读，刘醒龙将他们称之为民族英雄：“如果不是这些民办教师对中国启蒙教育的支持，可想而知，现在的社会该落后成什么样？”随后的10多年里，刘醒龙经过每个乡村时，都会去当地的小学看一看。而真正触动他写《天行者》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刚刚转正不到一个月的映秀镇老师樊晓霞。

“写《凤凰琴》时，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感动，写《天行者》时，人变得沧桑了，想展现的是对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的参悟。”刘醒龙对乡村教师的感情非同一般，他记得自己每一个当了乡村教师的同学，也遇到许多自认为是小说“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还遇到家乡某个硬是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他作品“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对此，他严肃回应：“如果说原型，那也只能说是普天下的每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尽管，他对故乡的热爱，已经渗透到生命里。

故乡的灵魂和智慧

“团风给了我灵魂，而英山给了我智慧。”

1956年，刘醒龙出生在离祖籍湖北团风不远的黄州城，一岁的时候随父亲工作调动至英山县，直到1994年来武汉。

家里孩子太多，做售货员的母亲实在照料不过来，于是刘醒龙提前入学，读了两个一年级，在小学毕业之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又多读了一个六年级。

由于父亲长期工作调动，刘醒龙几乎一年换一个学校。“我不像很多作家，从始至终陪伴自己长大的一棵树，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称之为老屋。”刘醒龙回忆道。日后的作品中所散发的浓郁的乡土情结，有一个永恒的主角母亲。刘醒龙在《天行者》里所写的小女孩李子，最喜欢妈妈炒的油盐饭，当妈妈去世之后，她写了一首诗：

前天，我放学回家

锅里有一碗油盐饭

昨天，我放学回家

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

今天，我放学回家

炒了一碗油盐饭

——放在妈妈坟前

刘醒龙第一次听到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朗诵这首诗时，难以克制的泪水随着脸颊横流。多年之后，因不断转述，导致很多人写信前来称该诗是自己所作，他一直克制着不理睬。当一位男子不仅写信还千方百计的打来电话，说这首诗是自己上小学时候写的，刘醒龙无法抑制自己积压已久的愤怒，痛斥一番之后摔了家里的电话。事实上，诗的作者是来自鄂西的一位女孩，她只活了短短十八年，便在一场车祸中死去。

刘醒龙一直坦承，在小说和诗歌之间，自己更喜欢后者。

油盐饭在刘醒龙的少年时代是奢侈的，就像《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情节一样，村委会为了减少下乡检查领导的食欲，派了最丑的女人做接待，苦难的文字里面带着调侃和讥讽。

他曾写过一篇《在母亲心里流浪》，结尾是：“妈妈，我饿了。”现在的刘醒龙，每年过年回家，会清晰的记住母亲十多年来没换过的围裙，亦会在博客里写道：“她的慈爱足够温暖我一生。”

高中的时候，刘醒龙将老师要求的记叙文写成小说而轰动全校。他同时也是数学尖子生，整天抱着一本类似奥赛数学教材的书籍钻研，毕业后，他甚至给最喜欢的数学老师写信解答数学难题，最终老师的信没盼来，却等来了父亲让他去河水管理处做临时工的通知。

不到18岁的刘醒龙，在临时工队伍里是不被欢迎的干部子弟，后来调去做测绘员，技术员，小说《弥天》里处处能见到这段经历的影子。

他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当兵，通过体检后，却因为所在地没有城镇人口指标而空欢喜一场。

1975年，刘醒龙成为英山县阀门厂的集体所有制工人，在这里他一呆就是10年，从车工干到厂办公室主任。做工人的时候，下班时间和工友们一起吹拉弹唱，经常被调到宣传部写稿，此时刘醒龙初露文学才华。

像当兵一样，刘醒龙因为工作原因错失高考。但是重逢校友姜天民却改变了他的命运，姜天民痴迷剧本创作，那时正处于创作爆发期，刘醒龙受到他的感染，开始了真正的小说创作。

刘醒龙从始至终都是倔强的，第一篇作品《派系》曾有机会在几家刊物上发表，但因为他不同意修改意见而夭折。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我不会去迁就读者和市场。作家一迁就市场，写作就会完蛋。”

小说是我的安身之物

1983年，他借调至英山县文化馆。次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在安徽文学发表，之后意外的在大别山与《黑》的责任编辑苗振亚相识，苗振亚是引导他进入文学圈的第一个专业人士，对刘醒龙而言——那是他的贵人：“和他的谈话，让我受用终身。”

作品发表后，秉性刚直的刘醒龙受不了在文化馆的人事挤压，回到工厂。几个月后，盖上“英山县人民政府”大印的人事函件，将他正式调入县文化馆，因为一个普通职员的调动而耗如此周折在英山县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刘醒龙30岁的时候，去黄冈参加文学创作会议，期间被安排到天台山参观。当大家都围着年轻的僧人问问题的时候，他独自站在远处。后来，年轻僧人告诉同行的人：“那个穿旧军装的人，眉心有一颗只有我才看得见的红痣，此人今后了得！”

僧人的预言在后来一步步被证实。1992年，随着《凤凰琴》的轰动，刘醒龙于1994年被破例调入武汉市文联，从此离开了养育了他37年的家乡。

刘醒龙生活在武汉长达17年，写过的小说却从来都无关城市，他仍旧被称为“乡土作家”，写完《天行者》后，他终于觉得足以慰藉自己长久以来的乡土情感。

当他在1998年在大连遭遇空难后，生还武汉后，望着东湖，纵身跳下，畅游之时心情复杂，武汉对他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城市的意义那么简单：“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我还得在这儿过我的后半生，所以必须写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

得奖之后，他并没将日程安排的很满，接受采访的时候会不时把爱妻挂在嘴边，现在，他除了将精力集中在小说《政治课》的写作上以外，还要忙着装修房子。

当自己被女儿的同学评为“最帅的爸爸”时，他问为什么，女儿说：“因为你是作家。”刘醒龙意识到，连孩子的审美都已经无关外表，他必须对得起“作家”这个称谓。

毫无疑问，小说是我的安身之物——刘醒龙在博客里的写道。对于作家这个圈子里的富豪，刘醒龙也曾直截了当地发表看法：“钱这个东西够用就行了。所谓富豪不富豪，不过是一种虚荣。物质问题解决之后，精神上的富有可能比纸醉金迷更重要，更有幸福感一些。”

此次茅盾文学奖奖金由以往的5万增加至50万。8月20日，著名作家刘震云在菜市场买菜，当他在犹豫是买茄子还是西红柿，到底是吃茄子打卤面还是西红柿打卤面时，接到获奖喜讯，当即决定买更贵的西红柿。当《南方人物周刊》爆出这条消息时，有网友回应：“原来作家这么穷啊。”

而刘醒龙说：“作家一定是清高孤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