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共和国的年谱，人们清楚地看到，从1956年到1968年，短短的12年间，中国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经济基础薄弱，外国专家突然撤走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因难，自行设计、制造，试验并成功地发射了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取得了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的入门卷，令世人刮目相看。这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近乎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两弹一星”，石破天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欢欣鼓舞，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这一伟大成就是巨人的决心，伟人的筹谋，将军的指挥和广大指战员与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奋斗的结晶，是火箭、导弹和卫星的总设计师钱学森精心绘制的杰作。
　　本文将与读者一起重温这段历史，回顾钱学森走过的光辉历程，展现世界科学巨星的高风亮节。
　　1911年，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均夫，杭州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求实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忠厚善良，博学多才，谦躬自守，为钱学森营造了一个宁静求实的家庭氛围，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智慧之窗。钱学森始终认定“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
　　3岁的钱学森随父母从上海迁居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女子师大附小（北京实验二小）和北师大附小（北京市实验一小）。两所附小办学正规，师资力量雄厚，钱学森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当时的北京正值清王朝覆灭，动乱纷繁，人们崇尚权谋，鄙薄实务，社会环境恶化。钱学森有幸进入了北京师大附中这所得天独厚的有利人才培养的好学校，因为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教育救国的忠诚爱国的知识分子。校长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解放后曾担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几何教师傅仲孙是一位功底深厚的数学家，他的教学工作十分出色，他经常对学生讲：“我讲的道理是纯粹推理，这样推出的道理，不但教室里如此，全中国也如此，不仅全中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不仅地球上如此，到了火星上也还得如此！”钱学森对此记忆犹新。
　　北师大附中课业繁多，教学要求高，但文理皆备，音乐美术也受到重视。不求学生死记硬背，提倡重在理解，鼓励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按文史、理工两部再学选修课程。钱学森选学理工，除了理工部正课，还加修了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以及英语、德语和伦理学。虽然课程多，但思想上没有压力，学得生动活泼。钱学森在耄耋之年，仍然十分怀念母校，“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
　　1929年夏，钱学森考入了仰慕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历来以“起点高，基础厚，要求高”的教学传统名闻天下，“求实学，务实业，苦干实干”是交大的一贯学风。交大上下“严”字当头，考80分的不算好学生，学校规定对重要课程的课文，必须熟读硬记，原原本本地背下来。这与北师大附中宽松的环境大相径庭。钱学森深深懂得“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十分理解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他自觉适应交大的学习氛围，刻苦努力，博学强记，以浓厚的兴趣和顽强的毅力学好每门课，成绩都达到95分以上。一册《分析化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竟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钱学森在回忆交大时，激动地说过：“交大教学严，要求高，我十分感谢老师们使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不尽的知识。”
　　1935年，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一年后，决定到欧美国家去深造。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经济技术的不发达，而日本的崛起则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经过考试，他取得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他决定到美国学习飞机制造，因为这是一门中国没有的新兴工业技术。
　　1935年夏，钱学森告别父母，乘上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航美国。20天后登上了彼岸，来到了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市，这里只有10万人口，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学城，因为两座世界有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里。
　　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是一所名师荟萃，驰名全球的理工类学院，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都在这里执教，条件优越，环境幽雅，学风严谨，钱学森如愿以偿，似饥如渴，一年之后便以优异成绩获得航空系硕士学位。学工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飞机工厂实习与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美国航空企业不欢迎中国人去，这是钱学森没有想到的。一个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居然存在着如此的种族歧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钱学森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强盛的可贵。
　　冷遇和挫折并没有动摇钱学森强烈的求知渴望，反而增添了他顽强拼搏的勇气。
　　1936年秋，钱学森飞到了洛杉矶，径直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同样是美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之一，有着最负盛名的力学和航空动力学研究中心，享誉“超音速飞行之父”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就在这里。慕名而来的钱学森站到了冯·卡门面前，谦恭地自我介绍：“尊敬的先生，我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来的。我想由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也就是力学，请您告诉我，我的想法对吗？”
　　冯·卡门听完了年轻人的诉说，不觉露出了欣喜的目光。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技术工程的年轻学者不满足已有的专业知识，感悟到理论的重要性，这正是有远大志向的表现。为了了解他的专业功底，冯·卡门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钱学森对答如流，反应之快捷，回答之准确，使大师赞叹不已。他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他当即十分高兴地答应了钱学森希望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接纳这个令人喜爱的年轻人。
　　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和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习与工作。
　　冯·卡门是匈牙利人，自1934年起定居美国。他是一个坦诚直率、性格开朗而又十分谦逊的长者，也是美国航天科学的创始者之一。他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钱学森则以他非凡的勤奋与智慧，以出类拔萃的理论与实验成果，成长为冯·卡门的得意学生和不可缺少的助手。
　　钱学森拿出了上交大时练就的苦读工夫，开始废寝忘食地读书，他立志读完全世界现存的所有力学著作。整整三个寒暑，心无旁骛，埋头研读，每天坚持12小时以上，将买来或借来的全部力学书籍读了个遍，还将相关的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学科理论进行了醉心的研究。这种“笨办法”为钱学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钱学森戏称为“三年出货”法。他认为：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积下足够的老本，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后，仅用一年时间，钱学森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中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6月，完成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由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成了冯·卡门的直接助手。在1940年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薄壳体稳定性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这个难度极大而又极具实用价值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钱学森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航空工程技术理论领域，进入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的才干在实验研究中发挥得更为出色。从1936年起，钱学森便成了冯·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对火箭技术兴趣很浓，便与同窗好友马林纳发起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由于点火不良，试验连连失败，爆炸时有发生，他们不顾有毒气体有损健康，坚持进行一系列的再试验，尔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
　　次年，他们在阿洛约赛克建立了第一座火箭试验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为教员，受训的学员，后来都成了美军火箭导弹部队的军官。
　　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经冯·卡门指点，将报告连同冯·卡门的备忘录一起递交给军方，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由于希特勒德国研制了V－2火箭，美国当局立即决定委托冯·卡门加紧研究远程火箭。1942年2月，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提交的研制计划中，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找来了老同学林家翘、钱伟长等，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钱学森主动地、创造性地配合老师的工作，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期间，“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格·普朗特，向咨询团介绍了德国火箭研究工作情况，作为战犯，他也接受了有关V－2型火箭研究的审讯。
　　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钱学森在美国奋斗12年，功成名就，声誉远播。丰厚的生活待遇，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留住他的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钱学森决定回国。其实，早在交大读书时，就与同学戴中孚说过：“现在中国政局混乱，我要到美国学技术，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1947年夏，钱学森回到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将婚期一拖再拖，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婚后的钱学森面对着去留问题。他原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混乱、丑恶、黑暗和凄凉的景象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祖国怎么是这副模样了？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劳苦大众的衣不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市，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报国仍然无门！钱学森伉俪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
　　钱学森回国之行在看到令人沮丧的现实的同时，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信息。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人转来的曹日昌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十几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的实际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军方迟迟不予批准。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钱学森沉住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他们要他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十分恼火，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5月的一天，钱学森径直来到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的办公室。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报酬。虽然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很久，也想到过他可能准备回国，但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次长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已准备动身回国了。”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
　　“钱先生，这是为什么呢？”金布尔不解地问。
　　“次长先生，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钱学森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金布尔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金布尔见说服无望，便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竟丧心病狂地叫嚷：“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绝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正当他们将要离开机场时，移民局一位官员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随之递过来一份文件，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是自己20多年艰辛求索的结晶，是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用金钱也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无法弥补，将遗恨终生。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联邦调查局声称“钱学森这个狡猾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 的间谍！”
　　为了回归祖国，钱学森受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迫害，罹难整整五个年头。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半个月后，借口“间谍”罪逮捕了他并将他押往特来那岛的拘留所。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连晚上还每隔10分钟亮灯一次，天天无法入睡。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冯·卡门中断了欧洲的访问，提前回到美国，联络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与各界人士向移民局提交抗议，呼吁立即释放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也亲往华盛顿与当局交涉。
　　尽管许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美国当局仍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关押半个月才得以获释的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信件电话被监控，除非放弃回国的要求，听从当局的安排，不然处境不会改变。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万劫不泯。
　　获释后的钱学森，仍然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但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虽然漫长，但对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钱学森来说已不算什么，他们夫妇俩顽强地熬过来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英文写成的《工程控制论》由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以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美国当局审查了这本书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研究课题已完全脱离了“军方机密”，只得准许他和他的全家回国，钱学森夫妇最终赢得了抗争的胜利。
　　钱学森感慨万千，他说：“这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它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
　　事后，当钱学森得知新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他回国问题的关注并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之后，更为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我还得流落异乡，饮恨终生。”
　　原来，新中国急需像钱学森这样的科技人才，* 、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钱学森求归不得的遭遇，决心通过外交途径加以周旋。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只得利用1954年4月召开的美、苏、中、英、法五国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直接提出了中国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尖锐抨击了美国阻挠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无理行径。但因消息不通，谈判时实证不足，美方代表矢口否认。1955年6月，钱学森怀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侨居比利时的家人写信，塞进了一封给世交陈叔通老人的信。信终于转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手中，陈老为钱学森的拳拳爱国心感动，收信当日便将信呈送周总理，周总理当即将此信交给即将赴日内瓦参加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大使，并指示他：“这封信是一个铁证，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首次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当天，王炳南便在会上严正指出：“既然美国政府早在4月间就发表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在事实面前，美国大使哑口无言。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的回国申请。
　　1955年8月，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准予他离开的通知。整整20年，钱学森经历了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灾难，荣誉与屈辱，厚爱与冷遇，今天他终于可以离开这块给他知识和才能，又使他蒙受欺凌与折磨的土地，既爱又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1955年9月17日，在全家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的一家受到了祖国同胞的亲切接待，广东最高领导人陶铸会见了他。在广州参观了新中国建设成就之后，便在专人陪同下，一路北上，先在故乡杭州，继而出生地上海，会见了阔别多年的家人与亲友，金秋十月，便回到了梦系魂绕的北京。
　　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走上金水桥，激动得大声欢呼：“我们终于回来了！”钱学森细细观察这片日思夜想的故土，觉得既亲切又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扑面而来。商市繁茂，秩序井然，大小胡同洁净如洗，生机勃勃，人们扬眉吐气，步伐轻快，处处洋溢着主人翁的气概与情怀，这与八年前见到的上海街头宛如天差地别，钱学森从强烈的反差中，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振兴。
　　钱学森回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周总理把他们夫妇接到中南海为他们接风洗尘。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应邀出席了* 主席举办的宴会，* 热情地把钱学森拉到自己身旁坐在一起，勉励他为国家建设多培养青年技术人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参加了二届二次政协会议之后，又一次受到了* 的亲切接见。* 还与他一起讨论了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钱学森被一代伟人渊博的知识和谦逊的品质所倾倒，* 理论上大胆探索的勇气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创新最可宝贵的素质。
　　钱学森沉浸在深受信任和关爱的激动之中。
　　稍事安顿之后，钱学森便开始了他全新的事业，负责筹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是他工作的新起点。
　　1956年1月5日，中科院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兼任到70年代。
　　力学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学科。中科院此前一直未建立研究所，钱学森从零开始。他最关注的是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和优良科研作风的形成。
　　他办起了物理力学研究班，开办学术讲座，亲自主讲大部分专题，他以自己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优良的科研道德言传身教。
　　他要求每个研究室挂上一块小黑板，大家有问题就随时写在上面，一起讨论，大家动脑子，平时讨论问题要求人人发言，讲错不要紧，但不能不讲。
　　他经常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鼓励年轻人：“年轻人嘛，睡觉还是要睡的，但不必太早，每天十一二点再睡吧！个人问题嘛当然要考虑，但不必太着急，我36岁才结婚，也没有耽误第二代呀！”钱学森在力学所营造了勤奋与严谨的作风，为力学所承担重大国家课题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在决定给钱学森新的任务，为此，周总理和中科院领导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参观，还特意让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看。东北三省发达的重工业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但最令钱学森难忘的是与陈赓大将的会见。作为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的陈赓，素有“名将之鹰”的称誉，他求贤若渴，惜才如命，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
　　1956年1月23日，陈赓为钱学森举办了晚宴，席间陈赓迫不及待地向钱学森提出了他思谋已久的问题：
　　“你看，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导弹？”
　　“为什么不能搞呢？外国人能，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钱学森爽朗地回答。
　　“好，真是太好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钱学森终于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这口气吐了出来，心情无比舒畅。
　　这是祖国的需要，也是民族振兴的共同心声。
　　其实，早在1955年12月，钱学森就应周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作了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956年初，在中科院组织下又领衔主持制定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远景规划。规划的目标异常明确，“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十二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还提出“1963～1967独立设计，制造国防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这是钱学森主持并创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开端。以后实践证明，他主持制定的发展规划是科学的，切实可行的。
　　1956年2月17日，受周总理和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委托，钱学森起草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他还在《意见书》中开列了一批拟调来参与这一技术事业的高级专家名单。《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主持军委常务会议，钱学森应邀列席。会上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总理、聂帅与钱学森负责筹备。
　　从此，火箭、导弹事业成了钱学森工作的重心。
　　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元帅宣布：“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研究院的200余人中，除了十数位战功赫赫的将帅的部长，还有156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聂帅向大家介绍了钱学森，并请他上台讲话。钱学森面对全场信任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用坦诚谦和的语言激动地说：
　　“同志们，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难的，困难很多，但我们绝不向困难低头。”
　　“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认真’两字，只要认真，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钱学森言简意赅的讲话像一篇宣言书，从此，他带领五院的科研人员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和无畏的登攀。
　　当时的状况是：人员不懂技术，缺乏图书资料，没有仪器设备，一切从开头开始。
　　钱学森抓的第一件事是举办“扫盲班”。20多位专家没有见过导弹，156名大学生更是各学各的专业，就是没有学过导弹。
　　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内容包括人造卫星与导弹概论。每期7讲，一连举办三期。
　　对于专家们，钱学森将他们集中到寓所，开小课，一起讨论技术上的疑难问题。
　　钱学森忙坏了，他不仅要管计划、技术决策、机构设置、人员仪器设备、课题确定等科学研究的份内事，作为一院之长，他还要“管家”，为全院职工的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操心。钱学森尽管应接不暇，但仍像一团火似地全力以赴。体制不顺的状况很快被党组织发现，并妥善解决，钱学森被改任专管科学研究的副院长，才得以集中全部精力专注于科技决策和科技难题的攻关。
　　根据我国“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的导弹发展方针，中国向苏联提出了有关国防尖端援助的要求，为此，以聂荣臻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于1957年9月抵达莫斯科。钱学森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协议规定，苏方从1957年至1961年底，除供应四种原子弹样品与技术资料外，还允诺在1960～1961年间供给射程达1000公里的导弹技术资料。1957～1958年，苏联运来了“Ｐ－2”导弹样品，苏方单方面撕毁了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中断了援助，这无疑是“釜底抽薪”！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赫鲁晓夫甚至扬言：“有人不愿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时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严峻的考验，沉重的压力，痛惜，担忧，义愤的人们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撤走专家的第二天，钱学森来到聂帅家里，两人深情地对视着，久久没有说话，还是聂帅先问：
　　“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顺利继续下去吗？”
　　“能，当然能！”钱学森坚定地回答。从来不在外国人面前服输的他，脸上充满着自信。因他已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反复的思考，他深信自己的专家队伍有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爱国热情，共同的强国之愿，共同的民族自尊，这样的队伍是过硬的、可靠的。
　　“* 已经说话了，赫鲁晓夫不给尖端技术极好，我们下决心自己搞！”聂帅激动地说：“有你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搞出自己的火箭来！”
　　当天聂帅设家宴宴请航天科学家们。10月，陈毅、聂帅等受总理委
　　，又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有关的中国科学家。聂帅在祝酒时动情地说：“逼上梁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就靠我们大家，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悲壮与豪气充满了每个科学家的心间，成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
　　钱学森与专家们多次会商，迅速调整与修订了研制计划，从此，大大加快了事业的进程。
　　1960年11月5日，在戈壁滩的大漠中，一枚定名为“东风1号”的“仿制弹”发射成功，火箭全程飞行550公里又407米，历时7分37秒。它极大地振奋了处于严重天灾人祸之中的全国人民，增加了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添了奋发图强、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
　　1962年3月20日，一枚箭体上写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大字、定名为“东风2号”的中程导弹研制完成，第一次试飞却没有成功。钱学森引导大家不灰心不气馁，认真检查仔细分析，总结出了“不带疑点上天”的深刻教训，决定重新修改设计方案，组织科研攻关，加强地面试验。一个一个系统，一道一道工序逐个检验，严格把关。1964年初，改进了的“东风2号”中程导弹正式发射成功，7月9日、11日又连续发射了二枚“争气弹”。从此，中国航天技术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基础。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钱学森要据中央确定的以导弹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核武器研究方向，适时地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即“东风2号”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发射。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精心设计，研制人员配套协调，在* 和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经过二年的努力，一枚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全部组装完毕。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试飞一举成功！喜讯像春雷一样传遍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万人空巷，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梦实现了！
　　科学发展永无止境，科学家的脚步从不停步。
　　在“东风2号”发射成功之后不久，鉴于我国弹道导弹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国际上发展航天器的新情况，钱学森于1965年1月8日正式向国家提交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
　　钱学森提交报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缘由有二：
　　其一，形势迫人。1957年10月4日，苏联卫星上了天。此后，美国、法国、日本也将大小不等的卫星送入了预定的轨道。钱学森敏感地意识到，人类探索太空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与著名科学家赵九章、郭永怀、陆元九等积极倡议。1958年5月17日，* 主席在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气势恢宏的一代传人还幽默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这是因为美国研制的第一颗卫星仅重8．22公斤。
　　其二，条件成熟。中国人自古就向往宇宙星际之行，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的神话妇幼皆知。钱学森自己以星际航行理论也早有研究。早在40年代，便提出过火箭旅客飞机的设想。50年代研究了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行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他又将“航天飞机”的概念具体化。今天中程导弹已研制发射成功，为卫星上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钱学森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立即付之于行动。
　　在张爱萍将军主持下，有关部门提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具体规划设想，重量100公斤，发射时间在1970或1971年。为此，国防科委1965年10月召开了人造卫星工程总体方案讨论会，对规划设想进一步具体化，要求人造卫星：成功地飞上去转起来，地面测量系统抓得住、跟得上，全球人民看得见、听得到。还提出了进度要求：1965～1966年完成技术方案论证，建成地面测量系统；1969年完成正式样品试制。
　　我国的人造卫星工程正式启动。领导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神圣使命又历史地落到了钱学森身上。
　　为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周总理断然决定，正式组建卫星研究院（空间技术研究院），纳入军队编制，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身穿绿色“防护衣”的中国空间技术队伍奇迹般地茁壮成长，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
　　要将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必须有强大推动力的火箭，它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能飞出大气层，二是它的飞行速度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为此，应当制造一种多级火箭，每级各飞一程，逐级加速，最后将末级上装载的卫星送入轨道。
　　设计人员通过精确的计算，决定用以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的火箭“长征1号”为三级火箭，箭长29．46米，最大直径2．25米。火箭发射方位定在正东偏南70度，如此定位使全球居民住地能看到，而且三级火箭工作完毕后全部坠入本国领土或领海，不致引起国际争端。
　　要将理论设计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精密研制和艰苦试验，在钱学森领导下，经过三年紧张攻关，排除了各种干扰，使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按周总理的命令，1970年4月24日下午5时30分，在戈壁大漠的试验场里，“长征1号”运载火箭喷射着橘红色烈焰，负载“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疾速地飞向太空。“箭星分离！”“卫星入轨！”晚上9时50分收到了卫星发射的《东方红》激越的乐章。
　　中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中国的声音响彻了宇宙，传遍了世界！
　　中国是继美、苏、法、日之后，成为第五个自行研制并发射卫星成功的国家，重量100公斤。无论是卫星重量或发射周期，都超过了其余四国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举世瞩目的了不起的成就。
　　1970年的“五一”节，钱学森在天安门城楼上与* 、周总理站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昂首遥望节日的夜空，寻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那颗会唱歌的星！
　　晚年的钱学森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肩负起了领导全国各自然科学学会的协作协调工作。作为一名世界级科学家，他始终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峰颠俯视世界科学的发展潮流，关注中国赶超世界科学发展的动向以及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高瞻远瞩地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性科学创见，推动着中国科技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
　　他将系统工程论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著名的航天系统工程论、军事系统工程理论；提出用系统科学方法将历史科学定量化；倡议与指导用系统科学理论对我国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进行科学预测研究。
　　他进一步运用系统科学于交叉科学领域，他建议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建立解决经济发展与财政补贴问题的经济并使之现代化；他把握时机，适时提出了以旷野、草原、海疆和沙漠为主战场旨在脱贫的第六次产业革命。
　　他提倡思维科学中应特别关注社会思维学的研究；面对伪科学的盛行，他建议加强生命科学的研究；他还于1988年专门向著名数学家杨乐、王元等提议，面对21世纪，应当重新认识数学的重要性，将数学学科改称为数学科学。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数学家大会上就此作了长篇报告，阐述他的真知灼见。事后还就本人发表在《数学通报》上的文章《面向新世纪的数学》给笔者写信，信中指出：“我国数学家的同仁必须看到科学技术以至世界的新变化——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其将来的普遍使用，到21世纪人类对数学的要求将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数学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将有相应的根本性变化，不然起不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钱学森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是开拓性的、巨大的。1989年6月29日，国际理工界授予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对此，国家领导人特意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大会以表庆贺。
　　1991年10月16日，党和国家鉴于钱学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杰出贡献和对国防事业的伟大成就，特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特意为一位科学家举行授奖仪式，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在祝词中说：“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几十年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无论何种政治风浪下，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完全可以说，钱学森同志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经历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正确道路。”
　　80高龄的钱学森容光焕发，精神矍铄，他满怀深情地答谢说：“我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两弹一星”表彰大会，向在“两弹一星”研制发射中做出特殊贡献的科技专家授勋。他们是钱学森、于敏、任新民、王大衍、周光召、彭恒武等17位及已故的王淦昌、邓稼先等6位老科技专家。***亲手将一枚金光灿灿的“两弹一星”勋章授挂在与会专家胸前（钱学森因健康原因，由中央军委领导专程送到家中）。
　　***在讲话中盛赞他们是“祖国的功臣，民族的脊梁”，并将“两弹一星”精神归纳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两弹一星”的英雄学习，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将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宏伟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