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７１岁的何振梁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１９９９年６月，他第四次以全票入寻国际奥委会内阁”，这是中国人在最高的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过的最高职位。至今，他陆续担任奥委会执委１２年了。

    萨马兰奇先生谈起他的时候说：“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投入是出于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忠诚，对他的祖国的忠诚。”

    他的命运与奥林匹克连在一起

    何振梁１９２９年出生于江苏无锡，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考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上海震旦大学读机电系，学校的全部课程都用法语讲授。１９５０年４月，他从震旦大学直接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担任法语翻译。之后数年里，他给* 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

    １９５２年７月，第１５届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新中国第一次派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年仅２３岁的何振梁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１９５５年２月，何振梁调到国家体委国际司。

    １９７９年３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洛桑举行，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邀请到会陈述立场和回答执委提出的问题。会上，宋中宣读了中国奥委会的声明。在接受提问时，何振梁负责用中文回答，楼大鹏担任英文翻译。４月６日，国际奥委会举行第８１次全会，中国奥委会再次到会向全体委员陈述和回答问题。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战，何振梁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该说明的说明，该回击的回击，一共回答了１５人次的提问、发难。１０月，国际奥委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终于以６２票赞成、１７票反对、１票废票、１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台湾奥委会的名称改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的批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这场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整整坚持了２０多年，终于获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何振梁５０岁。

   
    恩爱夫妻携手经风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梁丽娟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何振梁去上班的时候就和她同在一个部门。当时，她当秘书，他当翻译；她是团支部书记，他是团支部委员。后来，何振梁调到国家体委，梁丽娟还留在团中央。

    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的梁丽娟早在１９４６年读书时就加入了地下党，她英语水平很高，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十分出色，而且为人热情乐观、真诚正直。１９５３年年底，他俩结婚了。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共和国大地，由于江青曾把上海地下党说成是“叛徒党”，梁丽娟很快就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被关押了起来。没过多久，何振梁也被打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和“* ”，被安排去烧锅炉、做木工。当时，团中央和国家体委不时有人自杀，何振梁担心妻子承受不了打击而寻短见，每到妻子和许多“黑帮”排着队打扫院子的时候就跑到窗前默默地注视她，流着泪哼“我失骄杨君失柳……”当然，大院里的梁丽娟是不可能听到丈夫饱含深情的歌声的，可何振梁固执地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告诉妻子，他永远和她在一起。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梁丽娟，梁丽娟流着泪请人转告丈夫：“只要有你在，我一定活下去……”再后来，梁丽娟带着女儿去了河南潢川干校；何振梁则带着儿子去了山西屯留。就这样，他们一家人分开了两半，天各一方。

    １９７１年落实政策时，何振梁被调回北京。

    不远的奥运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１９８５年６月，已被中央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的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成为中国担任此职的第一人。１９８９年８月，他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第四副主席。

    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何振梁一生中最大的愿望。

    但是，９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是９１把锁，他们的政治态度、信仰、文化背景、爱好各不相同，何振梁下决心将这一把把锁打开，逐一让他们信服中国有能力承办奥运会，让他们投中国的赞成票。

    为了做好奥运会委员夫人的工作，梁丽娟作为公关联络部的顾问也参加了申办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夫妇常常不顾自身安危地四处奔波。

    有一次，何振梁从北京飞往巴黎，只是为了和一位委员会谈，事情一办完便匆匆乘坐飞机往回赶。另一次，他赴菲律宾和那里的委员共进晚餐，往返只用了一天半时间。申办奥运会期间，他飞行的里程大约６４万公里，粗略算来可以绕地球１６圈了。

    有一回，他们夫妇一块儿到秘鲁去开展工作，当时秘鲁首都恐怖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所住的旅馆对面就有一座高层大楼的玻璃已被完全炸飞，旅馆门口还站满了防暴部队的士兵。

    有一回，何振梁出访阿尔及利亚，那里的委员专门为他在一家旅馆订了房间。谁知他一到达便接到我使馆人员的通知，说这家旅馆已收到可能爆炸的警报。我使馆人员建议他换一个住处。

    何振梁夫妇每次出门前都给两个孩子留下短信，让孩子在他们万一回不来时再拆开……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３日，决战蒙特卡洛的时间到了。

    这天，蒙特卡洛下起了大雨。一大早，梁丽娟给丈夫服下了预防心脏病发作的药，又把药装进他的口袋里。为了保险起见，她还在前一天把药交给与他们交情甚笃的日本委员猪谷。何振梁镇定地检查了一下带去会场的文件，尤其是那份最重要的陈述报告，然后乘车向会场驶去。

    ……

    所有的陈述结束后，无记名投票开始了。第一、二、三轮，北京的票数都比悉尼多，曼彻斯特终于在第三轮被淘汰了。何振梁清醒地估计到，曼彻斯特的支持者大多数会转而支持悉尼，北京已无希望。于是他对站在右侧的澳大利亚的奥委会委员高斯伯说：“我想，我该向你祝贺了。”后来，高斯伯说了一句深有意味的话：“可能有些同事在把票投给悉尼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北京。”

    果然不出何振梁所料，当晚８时萨马兰奇宣布悉尼当眩４５票对４３票，悉尼仅仅以两票胜出。面对落选，何振梁心中的痛苦无法言说。波多黎各的奥委会委员紧握着何振梁的手说：“你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知道，当你微笑着向悉尼致贺时，你的内心在流泪。”

    回到宾馆已是深夜，何振梁接到女儿从北京打来电话。女儿在电话的另一端哭着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何振梁放下电话，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

    １９９８年６月，何振梁对萨马兰奇说：“国际体育界有三大毒瘤，一是暴力，二是兴奋剂，三是选举中的腐败。尤其是第三个毒瘤，国际奥委会应考虑采取措施，否则迟早要出事。”不久，他的话就应验了。这年年底，美国盐湖城为申办２００２年冬奥会拉票而收买奥委会委员的事曝光，接着有关申办过程中的丑闻越揭越多，有１９名委员因丑闻受到开除等处分。

    在悉尼奥运会开幕之际，何振梁夫妇又为申办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日夜奔忙。

    ２００８年，“不远的奥运，永远的北京”。